编者按：石磨盘的发现引的众人大为不解，而这块石磨盘正的打开裴李岗文化的一把钥匙。

1977年4月，一位急匆匆地村民将一块神秘的石板扛到了河南新郑县文化馆。

令人意想不到是，这块神秘石板的突然出现，终于撬开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黄土地下的奇特石器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秘密呢？

具有独特精神面貌的裴李岗文化与其后期的仰韶文化迥然不同。它的发现究竟在向人们昭示着怎样的历史呢？

第一次试掘结束后，1977年4月20日至5月底，新郑县文化馆举办的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开始集中时间修复整理裴李岗文化遗址试掘出土的器物，进行绘图、照相。

同时，崔耕以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的名义，委托赵世纲执笔编写裴李岗文化遗址试掘简报。接受任务后，赵世纲集中精力投入到紧张的裴李岗遗址整理工作中。

自从接手破解石磨盘秘密的任务之后，赵世纲与同事们都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把试掘成果公布于众。因为，裴李岗的发现太重要了，它为寻找仰韶文化的渊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仰韶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于1921年4月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

在此之前，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没有属于自己的史前文化，没有自己的石器时代，中国文明起源于西方，并提出“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

而安特生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后，他们又对它的渊源提出质疑，认为仰韶文化早期出现缺环，而甘肃境内的彩陶比河南彩陶发达，可能来自西方，从而得出“中国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虽然，后来人们经过反复的认识阶段，这种观点已被推翻，但是由于中原地区一直没有找到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遗存，因此，仰韶文化的渊源始终没有真正获得解决。

赵世纲在编写试掘简报的过程中，首先考虑到的问题就是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的性质问题，根据这次发掘的遗迹、遗物看，它们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赵世纲介绍：在整理中间，我就发现所发现的这些东西，比如说石磨盘呀、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这些东西是我以前都没有见过的东西。就是说，在以前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然后商周这个时间里发现的陶器都没有这些东西。

既然，裴李岗遗址的文化特征即不是仰韶文化也不是龙山文化，那么，难道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如果是一个新的文化类型。那它到底又是什么时代的呢？

裴李岗遗址和仰韶、龙山文化遗址紧紧相邻，可它们的文化面貌却迥然不同，并且相去甚远。可见它们的这些差异，绝对不是因为地域不同产生的，只能是因为时代先后而造成的。

那么，它们之间到底谁早谁晚呢？这是揭开石磨盘之谜的首要问题。

赵世纲与同事们夜以继日地整理发掘资料、查阅文献、缀合复原器物。然而，就在这个期间，有些学者对“裴李岗文化”的性质也提出不同的看法。

赵世纲介绍：有些人就提出来另外有一种看法，他就认为说是，这种类型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遗留，是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是北方的红山文化或者是其他文化的遗址吧，然后搬到河南在这儿住。然后，留下了这个裴李岗遗址。

这些看法使赵世纲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但是，经过多次认真的对比分析，他认为裴李岗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是互不相同的文化类型。

也就是说，裴李岗文化不是北方民族南下的一种遗留，它应该是一种崭新的文化类型。

有了明确的思想后，赵世纲便投入到紧张的写作中，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了近一个月。5月下旬，他终于完成了试掘工作简报，题为《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在试掘简报当中，赵世纲这样写到：我们认为裴李岗遗存是独立于现在所发现的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我们暂名为“裴李岗文化”。

为了使这批文物的真实身份尽快得到确认，也为了使裴李岗这一文化遗址年代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当时的河南省文物局决定迅速将这批文物护送上京，让专家对他们验明正身。

1977年6月，崔耕、李友谋、薛文灿一行三人又赶往北京国家文物局进行汇报。国家文物局给予高度重视，当即介绍他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技术鉴定。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新石器室主任安志敏先生看了崔耕他们带来的裴李岗标本和发掘简报后，认为这一情况非常重要，必须马上向夏鼐所长汇报。

夏鼐时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当时正在主持一个会议。听了安志敏的汇报后，他立刻中断了会议，马上接见了崔耕等人。

在京期间，他们又拜访到了著名的考古专家苏秉琦先生。当这位考古泰斗看完裴李岗遗址的标本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崔耕回忆道：苏秉琦先生马上给国家文物局写信，请高度重视河南裴李岗遗址。希望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以大面积发掘裴李岗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