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皇权，顺治恢复明朝的内阁，康熙成立南书房，都是为了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雍正十分清楚：议政王大臣会议仍是对自己皇位的强大威胁。

雍正八年，他终于等到了机会：雍正帝借口与蒙古噶尔丹交战，整理军报的内阁远离内廷，泄密的机会较多。由此，他成立了军机处。

乾清门广场西北的一排房子就是军机处值房，我们发现，军机处的房子和宫墙之间有两米的空隙，据说这里曾有一条通往养心殿的专用通道，这条路穿过宫墙，经过御膳房直达养心殿。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这条路，但是御膳房院子里的宫墙上，依然留有疑似通道的痕迹。

无论是哪一条路，从军机处到养心殿只有50米的距离，使皇帝能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了解国家大事。皇帝阅览官员呈报的奏折，军机大臣聆听皇帝口述上谕，回到军机处凭记忆拟定上谕，然后再赴养心殿交皇帝定夺。这中间只需一个时辰。上谕经皇帝首肯之后，就成为正式的诏书由军机处下发。

军机处根据公文紧急程度，规定传递速度，标“马上飞递”的：日行三百里；更紧急的：写四百、五百、六百里。驿站换马不换人，一路飞递，送到地方官员手中。

这样：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各级官员下达命令。在军机处逐渐成为新的政务枢纽之后，努尔哈赤以来的议政处也就渐渐形同虚设。

同样是行政中枢，明朝的内阁距离皇帝寝宫1000米，清朝的军机处距离皇帝寝宫只有50米。政务中心逐步靠近皇帝寝宫的过程，也是权力向皇帝集中的过程。

成立军机处后，雍正终于实现了皇帝“惟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但是，当权力的重担集于一人之身的时候，那些不够精明强干的皇帝往往难以胜任。

公元1840年7月4日，浙江定海附近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英国军舰，定海知县登上军舰询问来意。英国人限他次日投降，否则开炮轰城。

此时的北京紫禁城和往常没什么两样，第二天，道光帝照常向皇太后问了安，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此时，距离北京数千里的定海已经被英国人占领。

由定海到北京，奏折传递的速度最快也要20天，道光帝直到7月24日才得知定海失陷。在这二十天当中，当地官员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命令，无从应对局势的变化，以致延误军机。

在之后的日子里，道光帝陆续收到各地纷沓而来的战报，信息相当混乱。直到8月9日，战争开始一个多月后，道光帝总算弄明白英国已经发动战争这一事实，而就在此时，英国军舰已经逼近天津。

集权制下，战争的决策者是皇帝，而道光帝既不能及时了解军情，同时对英国也是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结束，道光皇帝还在问：听说英吉利距离中国七万里，它到底在哪里？

这场战事在历史上叫做“第一次鸦片战争”。

故宫里的军机处展室，陈列着奏折匣，就在雍正帝逐步完善的密折制度中，这种奏折匣被广泛的使用。

明朝的时候，大臣上奏给皇帝的奏折，通过各级衙门层层上报，有时皇帝没看到奏章，一些大臣已经知道奏章的内容。

为了加强保密，雍正时期开始使用这种奏折匣，它配以宫廷特制铜锁。只有皇帝和上奏的大臣才有钥匙。大臣上奏的密折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无法知晓。

所谓“朕之耳目，天下之所共知”。雍正帝借助密折制度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各地，无孔不入。甚至同在一地执政的官员也得互相防范、互相猜疑。这种密折政治的的确方便皇帝体察下情，但是也为捕风捉影打开了方便之门。

建立密折制度时，雍正帝反复强调：密折“慎密二字，最为要紧，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不畏乎？”这种说法在一百多年后得到验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后，在总督府里缴获了一些奏折匣，里面装有清朝两广总督耆英写给道光皇帝的密折。密折中一些侮辱洋人的语言让英国人怀恨在心。后来耆英在谈判时遭到英国人当面羞辱，中途离去，结果以失职罪被皇帝赐自尽。

一手建立了完备的奏折保密制度的雍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100多年后，作为最高机密的奏折竟然如废纸一样被入侵者缴获。

道光帝曾经形象地把“为政治国之道”比喻成“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听任破坏，必至要动大工。”

紫禁城这所大房子从明成祖开始建造，其间，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也几经修修补补，最终，皇帝与皇权都随着时间流逝，化作历史的云烟。

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这次“垂帘听政”开始了。和以往的听政不同的是，这次在朝堂之上出现了两个宝座，它们一前一后，中间以一道帘子相隔。绵愉和众大臣们朝拜了前座上的年幼的皇帝，他们听到的旨意却从帘子后面发出。

慈禧独掌大权以后，前座上的皇帝形同傀儡。她自己以独特的方式扮演了强权皇帝的角色。至此，大清国的集权政治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务活动在养心殿开始了，它已经很难再叫做上朝，因为这次仪式惟一的内容就是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溥仪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无论 “御门听政”还是 “垂帘听政”在此时都已经成为了祖制，而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永远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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