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文物告诉我们，这是一处定居的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文化类型，上层的时间大约是唐代，上层的唐代遗址，有秩序地摆放了多个陶缸，专家们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处酒库。

葡萄作为绿洲农业的主要经济作物，很早就在吐鲁番盆地一带种植了，因为葡萄皮表面本来就生长有酵母菌，无需酒曲就可将葡萄自然发酵成酒，葡萄酒就成为一种比较易得的饮品。

公元383年，前秦大将吕光奉命远征龟兹，《晋书·载记·吕光》记述了这样的情景，“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葡萄酒，或至千斛，经10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

吐鲁番著名的阿斯塔那墓历次出土了总计达万件的文书，其中不少记载了公元4世纪到8世纪期间吐鲁番地区葡萄园种植、经营、租让及葡萄酒买卖的情况。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在那一历史时期葡萄酒生产的规模是很大的。

近年在鄯善洋海墓地还发现了中国境内最早的葡萄藤，说明中亚的葡萄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引进西域了。

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与龟兹有关，专家介绍说：这文书是告状，就是两个农民之间的状子，告状的人是阿梁，他是吐鲁番的，他在龟兹也有葡萄园，库车一带在当时是葡萄种得很多的地方，阿梁管理葡萄园两下里跑是来不及的，所以他又租给了另一个叫卜安宝的人，但是文书上写清你必须到冬天用一种草，或者别的什么把葡萄覆盖住，以免过冬受伤或者是冻死，但是这个卜安宝没按这个文书去做。

诉状说，现在天气渐冷，女人都盖被子了，卜安宝仍未将葡萄覆盖，请官府商量处分，官府受理后，判评卜安宝覆盖葡萄。

一纸诉状，反映了唐代龟兹的社会生活，生动而又具体，这其中有土地租赁的状况，又有葡萄种植的方法。

一件葡萄藤覆盖的小事，官府也要受理，足见葡萄在龟兹人生活中所占地位的重要。

在克孜尔第47窟中，飞天们抛撒的供奉之物中，有一种就很像是葡萄。

在龟兹古城及附近地方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陶缸，这让人们可以想见当时葡萄酒的产量，想象唐代诗人醉酒吟诗的场面……

新疆博物馆藏有一份被裁剪成鞋样的文书，也出土于阿斯塔那墓，文书的内容则是租酒的账目。

从这份《租酒账》中，我们可以知道租种葡萄亩数和以酒交租的关系：一个叫庆则的人，租种葡萄贰亩半，上年结余酒伍（斛），当年需交酒两姓另贰拾陆斛。其中两姓的姓字，引起了专家们的争议，有的认为是称酒的计量单位，有的认为表示人，还有的人认为是罂的通假字，既装酒的缸。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国灿介绍说：在龟兹这一带盛产葡萄酒，西州也盛产葡萄酒，葡萄酒有一些基本的计算单位，其中有一个单位就叫姓，姓就是姓名的姓字，根据学术界的研究，一姓大概相当于五斗，高昌、龟兹酒都是以斗作计量单位。容器是什么呢？因为在库车、在吐鲁番都发现过很大的那种陶缸，那个陶缸实际上就是酒缸，特别是在库车，曾经发现过埋在地上很整齐的一个接一个的缸，就是古代盛酒的酒器，一个缸装多少姓，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测算。

库车文管所藏有一个基本完整的大陶缸，缸高1.19米，最大直径 1 米，最小直径0.5 米，以现代体积和计量单位计算，这个缸应该有500多升的溶积，至少可盛700多瓶葡萄酒，再加上龟兹都城及附近地方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陶缸，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葡萄酒的产量。

1972年，在库车县龟兹故城东北区域，一条水渠旁的黄土层中发现成排的大陶缸。1982年8月23日，在龟兹故城西城墙内发现5口大陶缸。1983年11月14日，在库木吐拉古城塔院南面约200米处发现陶缸4口。1984年8月21日到9月1日，在库木吐拉村之西部河岸，当地称之为“达吾子牙”的地方，先后发现大陶缸16口，其中9号、5号缸内还发现了葡萄籽粒。

1986年10月，在龟兹古城供电所后院挖地基时发现一处缸群，共6口。 1983年9月到1991年8月，先后在牙哈乡克内西古市遗址、阿艾河谷内的炼铁遗址、科西吐尔遗址、托克塔姆古驿站、阿克斯塘等地都发现了大陶缸。

这样多的酒，龟兹人那里消费得尽，剩余的当然销往中原。

于是，长安有了许多胡人开的酒店，李白和白居易，和那些饮着美酒的诗人们，给我们留下了洋溢酒香的诗句：“葡萄酒，金叵罗，胡姬十五细马驮”“羌管吹杨柳，燕姬酌葡萄”……

身着便于骑马的衣装，龟兹人与马的关系却不是特别紧密，古国不产良马却饲养大量的驴。

今天的库车还有驴背县城之誉。

每逢赶集之日，上百辆驴车停在干枯的河道里，情景颇为壮观，库车40万人口，就有4万头驴，有人打比方说，4万驴车一次就能拉走全县的人，库车人赶巴扎时，一家一户坐在铺了毯子的驴车上，自得其乐。

2000年前，因为地处丝绸之路要冲，需要为商团驮运货物，龟兹人大量饲养驴。在克孜尔58窟的壁画中，有萨缚燃臂引路的一则故事，在萨缚引导下的商队中，驮运货物的是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