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运输工具，驴是比较理想的家畜。

它们对饲料的要求很低，进了戈壁大漠，骆驼刺、旱芦苇、胡杨树的皮和叶，什么都可以吃，而马就不行，马很挑食，非得吃专门准备的草料不可。在沙漠里缺水的时候，驴可以像骆驼一样喝着一层碱壳的高浓度盐碱水解渴，而人和马喝了这种水是要丧命的。驴的负重能力很强，耐力也好，它可以背负起与自己体重相当的东西，行走一整天。

在库车，常可见一人一驴车，行走在茫茫沙漠戈壁，前后不见村落，一条模糊的沙石小路，撇开柏油大道径直地伸向荒漠深处。

一走进村子便到了驴的世界，家家有驴，每棵树下都拴着驴。

著名画家黄胄在自己画驴的作品上题词说“平生历尽坎坷路，不向人间述不平”，他平生数次来南疆，曾经画驴无数，想来其中会有库车的驴罢。

在今天的新疆南部，农民最基本的生产工具，是一种被称为“坎土曼”的铁锄，令人惊奇的是，1500多年前的壁画上有“坎土曼”的形象。

1500多年，漫长的时间足够造就一些文明，也足够摧毁一些文明。

还是这块地方，龟兹变成了库车，吐火罗人变成了维吾尔族人，无论社会发生着怎样的变迁，绿洲的生活习俗却顽强地保留下来。

克孜尔第175窟绘于晋代，图中耕地的农民手握宽刃锄，与现代维吾尔农民所用的“坎土曼”别无二致。坎土曼与中原的锄头不同，它的刃很锋利，对付树根和砖块可如削泥，如果在1500多年前，龟兹古国便能生产出这样的铁制工具，它应该有很好的冶铁技术。

在库车以北的阿格乡的山谷里，有一大片黑色的山，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古老的冶铁遗址。冶炼过的矿渣绵延2公里，将山坡染成了黑色。

李肖介绍说：龟兹的矿冶有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顺着矿脉进行开采冶炼，就地冶炼，它那个地面就散布有那个小的冶炼炉，在当地把那个矿脉放到炉子里就开始冶炼，因为矿脉不是顺着山就上去了嘛，所以它的矿渣堆积，也是一直到山顶上去了，非常壮观。当时北京科技大学的梅建军教授，他就是专门搞冶金考古的，他说在全世界其它地方，都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古代的开采和冶炼。

专家们认为，那么大片的遗迹绝对不会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应该是不同的年代冶炼留下来的，因为炉渣的形貌和质地有所不同。

那些分解状况不同的炉渣混杂在一起，分属于什么年代，时间又有多么久远，仅凭经验是难以判断的，进行科学技术的检测又非常复杂，更简便的方法是进行考古学的判断。

李肖介绍说：它有很多打碎的陶片，从那个陶片的纹饰，还有它那个如果复原起来的罐子的形状，还有陶质、陶色来看，它的时代是很早的，应该是汉代的东西。因为这个陶器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变化性是很大的，就跟咱们现在一样，文革期间用的瓷片瓷碗现在绝对不会再用了，解放以前的纹饰，在文革期间也不会用。每个时代人们的爱好都不一样，所以反映在器物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陶器作为断代来说是比较精确的。

据古籍记载，龟兹古国汉代便有了冶铁历史，到了北魏更是大有进展，《水经注·河水篇》说“龟兹城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山中石炭冶此山中铁，恒充三十六国之用。”龟兹的铁能够满足西域36国的需要，可见产量之高。高产量，必须有强大的技术支撑，冶铁遗址的山坡上，除了矿渣，还有非常多的陶管，这些碎陶管散布在整个遗址上，一定与冶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李肖介绍说：铁这个东西必须经过很高的温度，才能够从矿石中还原出来，而这种温度不是说你把柴火架多一点或者是加点其他东西它就能达到那么高的熔点，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鼓风。为什么说人类的时代分为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呢，因为有了青铜时代冶炼技术的不断成熟，人们才开始能够熔化更难以熔化的东西，才会出现炼铁的技术。炼铁比炼铜要复杂得多，它必须依靠鼓风机，把更多的氧气打进去来升高炉温，才能够把铁还原出来。

这遍地的陶管就是鼓风管。鼓风是提高炉温的方法之一，使用火力更强、更持久的燃料，是提高炉温的另一种方法。《水经注》中说“取山中石炭冶此山中铁”，石炭是煤的称谓，《水经注》中的这十个字，表明龟兹在北魏时已开始用煤冶铁了，这是中国古代用煤作冶铁燃料最早的文献记载。

遗憾的是，考古工作者只在炉渣中发现了木炭，而没有发现煤渣。难道是郦道元的记载有误么？

现在的库车，打铁依然是当地人传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库车老城沙依巴克街边的巷子里，有传了13代的铁匠铺，吐迪·艾则孜老人是第12代铁匠，他十二三岁时跟父亲学打铁，50年一晃而过，如今吐迪已将打铁的手艺传给了两个弟弟和儿子，儿子是第13代铁匠了，艾则孜老人认为，儿子们打镰刀的手艺还不行，只可以打些坎土曼。

铁匠们在制作坎土曼时，还刻上家族的图案或名字，既便于维修，又显示了家族的荣誉。铁匠铺里，一支又一支的坎土曼被锻造出来，似乎在告诉后人农耕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责任编辑：九鼎八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