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介绍说：这一个组合实际上就是一个寺院，或者是说一个寺院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大的组合，我想就是一个寺院，在汉文的文献里记载龟兹寺院的有个记录，就是当时龟兹的这些僧人要经常的换寺院，它不是像内地似的常在一个庙里呆着，他得经常换寺院，而克孜尔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这7组组合石窟寺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如果能够确定它们的修建年代，也许就能解开克孜尔修建时间的谜团。

克孜尔果真是像德国学者认为的那样，始建于公元5至6世纪吗？

宿白教授很快就发现了疑点：在克孜尔众多的石窟之中，7座大像窟显得特别与众不同，宿白经过研究发现，这7座大像窟在建筑式样上存在明显不同，早期的大像窟大多有高大宽敞的后室，但是到了晚期，大像窟的后室变得越来越简单，这让宿白想起了阿富汗的巴米扬东大佛和西大佛，巴米扬东大佛和西大佛位于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之中，作为举世闻名的佛教名胜，巴米扬大佛的修建年代比较确定，大约为公元6世纪左右，而宿白发现，克孜尔大像窟晚期的后室建筑式样与它们十分相近，由此可以推测，早期的克孜尔大像窟的修建年代应该远远早于公元6世纪。

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有一些石窟是经过改造的。

专家介绍说：172窟是由一个以前僧房窟改建的中心住窟，僧房窟就是僧人居住的房子，它是不作画的。从克孜尔石窟已经发现的改建痕迹来看，往往是把僧房窟进一步改造为中心柱窟，根据这种改建规律可以推测，拥有较多僧房窟的石窟组合寺院修建年代较早，而时间越晚，僧房窟出现的就越少，甚至于被改建。

随着工作的深入，学者们又发现一些石窟内的壁画存在重叠的现象，第47窟甬道上绘有精美的千佛，人们在千佛的壁画断层间，发现了被覆盖的第二层壁画，最里面的壁画带有明显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而覆盖它的外层壁画是土红色的坐佛，很显然，画有千佛壁画的石窟年代较晚，而带有犍陀罗风格壁画石窟的年代较早。

根据建立在石窟组合基础之上的综合对比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历史脉络变得逐渐清晰了。

但是仅仅凭借着这些，仍然不能最终判定石窟最早修建的年代，答案的揭晓还要借助于碳十四测定。

自然界存在三种碳的同位素，分别用碳十二、碳十三、碳十四来表示。前二者是稳定同位素，碳十四则具有放射性。碳十四存在于植物和动物之中，一旦植物和动物死亡后，存留它们体内的碳十四就会不断减少，大约经过5730年，碳十四的含量就可以衰减一半，因此，只要用仪器测出树木、谷物、骨骼等生物遗骸中现有的碳十四含量，与它们原始的碳十四水平相比，就可以推算出它们在多少年前死亡，进而可以推断出与它们共存的文物距今的年代。

根据碳十四测定的结果，北大的学者们发现最早的洞窟年代为公元265年，数值的可能误差为正负90年，这个结果和德国人公元5至6世纪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且在两种画风出现时间早晚的顺序上也出现了不符。

克孜尔第8窟是一座保存相对较好的中心柱式石窟，窟内的壁画属于典型的龟兹风格，碳十四测定的结果显示第8窟的建造年代为公元6世纪左右。

离第8窟不远的第38窟同样是一座中心柱窟，壁画保存情况同样较好，从它的艺术风格来看，应该也属于第二种龟兹画风，但是碳十四的测定结果却显示，第38窟的建造年代是公元4世纪左右，相同的画风，碳十四测定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怎么可能出现如此接近的艺术风格呢？在一些学者眼中，第38窟的修建年代成为了疑问。

今天的人们大多接受了宿白教授的观点，克孜尔最早的石窟始建于公元4世纪左右，但是争论并没有停止，克孜尔石窟的修建年代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疑团。

克孜尔石窟开凿在沙石质地的山上，松散的山体经常崩塌，1906年，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在克孜尔考察期间，曾经在这个洞口遇险，差一点被落下的巨石砸死，这个石窟因此被心有余悸的勒柯克称为“落石洞”。

从古至今，龟兹国所在的库车地区一直地震频繁，在克孜尔石窟，脆弱的山体在遭遇地震时所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就曾经遭遇过地震，而当年勒柯克考察过的一些洞窟，在经历了1916年的一场大地震之后，也已经荡然无存了。

今天行走在克孜尔石窟之间，同样需要小心翼翼，很多洞窟建在悬崖高处，要搭梯子上下，十分不便，大多数洞窟的前室已经坍塌，某些地段更是危险重重。

寂静的山谷，处处隐藏着可能的危险，为了修建这些壮观精美的石窟，当年的僧人和信徒们一定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和心血，不难想象，支撑他们的是一股多么强烈的佛教信念，而令他们如此虔诚的佛教，又是如何来到这片遥远的绿洲之地的呢？

（责任编辑：九鼎八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