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越王城占地48万平方米，有四个城门。东西城门之间是一条宽10米的大道，用鹅卵石铺成。大道北面是占地两万平方米的宫殿区，仅主殿就有900多平方米。当时的闽越国是汉代时东南一带势力最强的国家，城村的王城也是东南一带规模最大的城市。在往后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闽越人民一方面保持了福建远古百越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宗教观念、文化、艺术等，又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受到华夏文化某种程度的影响，从而创造出灿烂一时的闽越古国文化。

无诸死后，子孙内讧迭起，频频挑起战争。曾经北征东瓯，南击南越，百越诸民因此臣服，周边的刘姓诸国均以财物珍宝讨好闽越国，闽越国已成为西汉王朝南方的一股强大势力。闽越王无诸的后代东越王余善最后发展到刻“武帝”玺，自立为帝，并发兵反汉。这时的西汉王朝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国富民强，特别是汉武帝在位期间，汉朝进入鼎盛时期，他不能容忍各边远地区政权的日益强大。汉武帝在击败北方匈奴、解除北方边患之后，调遣四路大军共数十万人围攻闽越国。汉王朝同时对闽越国内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使部分贵族杀死余善后降汉。公元前110年（汉元鼎六年），为了彻底消除后患，汉武帝诏令大军将闽越举国迁往江淮内地，焚毁闽越国的城池宫殿。

丰富多彩的闽越文化

闽越文化是福建地区古代居民创造的地方文化。

闽越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是指闽越民族全部的历史文化，狭义的是指秦汉时期的闽越族文化，也就是闽越国的文化。

闽越族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据我国较早的文献记载，在尧舜时代，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与闽越地区的原始部落发生联系。如《尚书•尧典》曰：尧“申命羲叙宅南交，曰明都”。《大戴札记•少间篇》亦曰：“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扶交趾。”这里的南交、交趾等名称，指的都是闽越及岭南越族地区。尧舜是我国夏朝以前传说中的人物，大抵是相当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下的一位部落联盟酋长。尽管“宅南交”、“抚交趾”的具体内容今日已不可详知，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闽越地区与中原地区在远古时期互相交往史实的一些朦胧的记忆。

自商周时期起，闽越地区与中原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商朝初年，伊尹受汤之命下令四周少数民族各以其土特产来朝贡，其中有“正南瓯、邓、桂园、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矶、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从“正南”的方位看，这里提及的瓯，是指活动在闽北地区的越人。

闽越地区与相邻地区及中原文化交流的史实，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印证。1986年福建考古队在闽北的武夷山、光泽、邵武、松溪、政和等地发现商周闽越人活动及生活遗址。如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的几何印纹陶，印纹陶中的云雷纹、夔纹是商周青铜礼器上常见的纹饰，它们应是受商文化影响的结果。1971年，恭城春秋墓出土的鼎、樽、编钟和戈等，形制与纹饰都和中原地区所出同期的同类物基本相同，应是由中原地区输入的。

汉文化南传的新时期是从秦开始的，在闽越国时期进入第一高潮。在秦统一闽越争战中，五十万秦军戍守闽越及岭南，一万五千名妇女为戍越兵补衣，其后又不断迁徙中原之民与越入杂处，使这个地区的民族成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秦统一是用武力征服的，政治制度推行的是以强大的戍军做后盾，因此，汉越民族隔阂仍很深，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汉越文化的交流。

秦亡后，赵佗在岭南推行“和辑百越”的正确方针，使汉越之间的民族隔阂逐渐消除，民族感情逐渐融洽，从而加速了汉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汉越文化的融洽。

汉文化的传播首先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由于地理环境诸原因，闽越地区越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除衣食行住外，语言与中原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历史上早就有“重译乃通”的说法。据西汉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春秋时，楚国令尹鄂君子晰在湖中泛舟，划船的一位榜世越人唱了一首歌，鄂君子晰无法听懂，需要请人翻译成楚语才能明白。这说明古代越语与汉语在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上是不相同的。语言的不通，必然影响汉越文化的交流。但是，由于汉越人民较大规模地长期杂居，终于使汉越人民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加快了汉文化的传播。有关这些史籍是有所反映的，如黎口的《安南克略》说：“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