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墓，颇具传奇色彩，发现过程亦有些曲折。“文革”时，它被错当成“晋南唐墓”，派人遍寻，不见踪影。历史上，它又长期被误认为是斛律金墓。

30年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之初，人们在太原晋祠附近寻找晋王陵时，偶然间听说王郭村挖到过一座大墓，里面画着人人马马，而且传说“墓中有暗器、易死人”……

晋南发现唐代古墓？  踏破铁鞋却无觅处！

1971年，那个“畸形”的岁月里，山西文艺界各个单位是全省整顿的重点，特别是省考古所的前身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属“重点”的“重点”，被造反派们说成“水浅王八多”，全机关不足120人，被打成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分子”就有70多人。

陶正刚虽然没有被集中到反革命的团伙中，也被列为“臭老九”，站在井圈上，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分子时，偶尔也要陪斗，或被捎上挨骂。

这年5月，按照规定，省直各文化单位的同志全部搬上铺盖卷，离开太原市，集中到太谷农学院，过着封闭式的军事化生活，纪律规定“三不政策”——不许通信、不许回家、不许乱说乱动，大家一起居住，互相监督，即所谓“消除派性学习班”。

毛泽东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全机关的人99％以上都在抓革命，实则在窝里斗，惟独他这个“臭老九”从1966年起，一直都在促生产。他心想：“这也好，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全省各地跑，做文物保护工作，抢救濒临毁灭的古代建筑、出土文物，清理古墓葬。”

1971年11月上旬，军代表通知他：“赶快收拾行装，晋南闻喜一带某基建工地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唐代墓葬，更多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快去看一下！”于是，当日下午，他约张守中拿着几件替换的衣服，离开太谷农学院集训班，第二天来到临汾地区，转道至闻喜一带，了解到在夏县、闻喜、绛县、翼城四个县东山边的山沟里，正根据中央指示集中了数万人，热火朝天地搞着一项巨大工程建设项目，下面分有众多大工厂。

这里交通不便，除了建设单位运料的大卡车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代步的交通工具，他们二人全是步行，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工地又一个工地认真查询：“是不是发现了一处规模很大的唐代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