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塌里牧向南翻越大工山，来到山脚下，有一块河流环绕的荒石滩。当地人称之为“江木冲”。这是一个曾令当地人十分惊奇的地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这里还基本没有村民居住，因为地里面布满被当地人称为“铜屎”的疙瘩。种什么庄稼都没收成。

“铜屎”就是铜矿渣，这在大工山一带并不少见。当年南陵县文物工作者来到了这里，他们从江木冲地表出现的另一种毫不起眼的东西，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江木冲可能隐藏着西周时期的重要遗址，这让学者们惊喜不已。安徽省和南陵县文物部门于上世纪末对这里进行了考古挖掘。结果发现了古窑炉十余座，其中保存有炉基的三座。由于地表不适宜耕种，遗迹得以保存了近三千年。学者们可以较清楚地认识到先秦古人的冶炼技术和方法。

经确认，这里是一处西周时期建立的大型炼铜遗址。炼渣堆积厚约半米到一米半，储量估计约五十万吨。如果按每十吨渣出铜一吨来算的话，那么江木冲至少出铜五万吨，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在全国也极其罕见。

站在现场讲：当时最大的一个炼铜基地。

当时在2800多年前，中亚地区的冶金和我们中原地区的商代，他们使用炼铜工具都是坩埚炼铜，就是外加热。我们江木村冶炼厂使用的是竖炉炼铜，所谓竖炉就是小高炉。它在高炉里面利用木炭来熔炼这个矿石。属于内加热。所以它的生产水平，它的先进程度，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江木冲周代遗址中发现了十余块这种菱形铜渣。经过现代科学测试，它们是冶炼大自然中硫化铜的产品，叫冰铜锭。

从世界范围里看，人类使用铜的时候，他要经过一个自然铜，氧化铜和硫化铜这几个阶段。使用丙酮这个阶段的话，是（彩页）硫化铜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来说呢，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在欧洲就已经有采集硫化铜矿，在我们国家呢，过去对这块，就是对这个硫化铜的采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直不太清楚。通过南宁价目村遗址发现的丙酮定的发现，这个丙酮定的时代呢，大体相当于西周晚期。这样的话，就把我们国家使用这个硫化铜矿的历史就大大的提前了。

“冰铜锭”的发现，印证西周乃至更早时期我国先民已经掌握了冶炼硫化铜的技术。由于大自然中硫化铜的蕴藏量最丰富，因此，大规模的开采铜矿和青铜冶炼得以实现。这个时期，也恰好是我国商周“青铜时代”的鼎盛期。

江木冲大型周代炼铜遗址，是我国南方地区继湖北大冶铜绿山周代古铜矿遗址、江西瑞昌商周古铜矿遗址等发现之后又一重大考古成果。学术界认为，这些发现，终于解开了中原地区青铜原料的来源之谜！

著名的冶金史专家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有三大冶铜中心。以中条上为中心的北方冶铜中心。第二是以湖北大冶山，包括江西瑞昌在内的荆州冶铜中心，第三是以南宁大同山和凤凰山为中心的扬州冶铜中心，这三大冶铜中心，北方的这个铜比较贫乏。主要的产铜区还是在长江以南。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商周时期的青铜文明是闻名于世。但是它的铜料来源于哪里，过去一直是个谜。那就是说，以南陵大工山为代表的莞南铜矿遗址群的发现，先秦时期铜矿遗址群的发现，对研究先秦时期，中国青铜原料的来源，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可以说解决了来源的这么一个问题。

南方的青铜原料，当时是通过什么方式到达中原地区的呢？彻底解开中国青铜文明的千古之谜，仍然不可缺失这重要一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郭沫若提出一个理论，认为东南夷与中原政权之间有着一条以铜锡入贡或交易之路。

《周礼·考工记》记载，吴越地区的铜锡，质量上乘。

《尚书·禹贡》里说：荆扬二州向中原地区进贡黄金、白银和铜。

《诗·鲁颂》也提到居住在淮河中下游的淮夷，来献珠玉象牙和南方的铜材。

不过，入贡的数量通常不大，应该不是主要的方式。史学家深入研究青铜器上铭刻的金文时发现，商周王朝频繁进攻南方。他们推测，商周王朝的首要目的很可能就是为了掠夺南方的铜材。

一些金文印证了这个推测。《曾伯簋》铭文记载：战胜了北狄和淮夷，稳定了今河南繁阳一带，使铜锡之道畅通了。

铭文记载：虎臣征伐南淮夷，缴获了大量质量优良的铜材。

《过伯簋铭》上说，过伯跟随大王攻伐从荆州返回，缴获铜材，铸造成宝鼎。

无论是通过战争掠夺或是通商贸易，南方的铜材运往北方都需要经由陆路或水路。从地理上看，大工山一带水运发达。装载着铜材的大船由峨岭河起航，沿漳河过南陵，经芜湖进入浩浩长江，然后由运漕河驶入巢湖，抵达淮夷区，最后流入中原大地。

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十三世纪，大工山铜矿采冶持续了长达两千三百多年。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国内首屈一指；保存之完整，技术之复杂，仿佛是一部埋藏于地下历历在目的中国冶金发展史。

据估计，南陵大工山炼铜十万余吨，至少打造了百万件青铜器，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堪称为中华青铜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九鼎八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