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个社会开展生命教育，我觉得特别迫切。应该把生命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光凭教育是不行。要真正尊重生命的价值、实现生命的价值，根本的解决方法和途径是建立法制社会。法制社会最原始的出发点就是要尊重生命，要寻求最大限度地保障生命权利的一种社会秩序。

为法制社会奠定理论基础的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在他们看来，法制社会也好，自由社会也好，这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所谓法制社会就是自由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个人自由，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同时你尊重他人的自由，所以是规则下的自由。他们在论证为什么要建立法制社会的时候，实际上都是从保障生命权利这一点出发的。法治理论，或者说自由主义理论，它的奠基者一般都认为是英国哲学家洛克。他强调，一个政治社会，它的出发点就是要保障人的天赋权利，亦即“生命、自由、财产”。生命是第一位的，但是既然要保障生命的权利，你就必须保障自由的权利。所以，洛克提出，生命、自由、财产都是天赋权利。

医生应该具备人文素质，从生命角度来讲，医生应该是善良的。善良是最重要的品质、最基本的品格。医生都应该是人道主义者。医生是以生命为对象，他与生命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我觉得当医生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如果说是职业的话，它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它不光是一种谋生手段，它是精神事业。宗教里面，行医这个行为是神圣的，这无论在基督教还是在佛教中都是如此。佛教中的佛有药师佛，他是如来佛的另一个变身，佛同时也是行医的。在《圣经·新约》里，耶稣在显示他的奇迹时，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行医。

尊重头脑的价值，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医生应该是学者或科学家

人是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一个人能不能运用自己的头脑享受智力生活，这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个价值。人的好奇心、思考的能力等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对于知识、对于思考，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强调有用，即实用性品格。但是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来说，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而且其价值应该比仅仅满足一些实用的价值来说更高。

西方人文精神一贯的思想，是不要用功利的标准去衡量智力生活的价值，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而且它的价值比功利性价值更高。例如，毕达哥拉斯是早期的哲学家，他发现勾股定理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杀一百头牛来庆祝。在当时，勾股定理并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但是这种智慧的快感胜于一切。这一点是欧洲的传统。

爱因斯坦说过，欧洲最伟大的传统就是为了认识自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这一点马克思也不例外。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说物质的极大丰富、消灭阶级，这些都是手段，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自由王国。这个自由王国，马克思说是“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的。只要你还在物质的生产领域，那就是一个必然王国，是一个不自由的王国。共产主义社会也好，自由王国也好，应该是人类只用很少的时间来搞生产、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而把绝大部分的时间用于“能力的发展”，即“以能力发展为目的本身的活动”。也就是说，人的天赋的智力和情感能力被发展，得到满足，这才是自由王国。

人当然有物质需要，有生理需要，但是人高就高在除了身体的需要以外，还有灵魂的需要，还有精神的需要。精神的属性是更高级的属性。你说更高级的属性的满足本身，它没有价值吗？但是我们往往一定要从精神价值中找到它还有实用价值，然后我们才承认它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不承认精神本身的价值。但是我觉得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方面，就是你要承认精神本身它有独立的价值，独立于物质的价值，而且它有物质远远不能比拟的神圣的价值，这才是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方面。

对于中国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从医生的人文素质来说，医生应该始终保持好奇心、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始终对知识保持热情，应该是学者或者科学家。对于医学，美国医学人文学家刘易斯·托马斯他写过一本书，叫《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手记》。在书中作者认为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实际上从1932年磺胺药发明以后才出现真正的医学，其实以前的治疗都是安慰型的。从最年轻的科学来说，医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那么从头脑来说，医生应该是研究型医生，应该是科学家，应该是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