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编成的《说文解字》里，把侠解释为关中方言“俜”，也就是仗义疏财的人；而俜又是“甹”，是敢于拼命的人。因此，侠的气质，就主要表现为无私无畏的两个方面：

一是仗义疏财，乐于助人；

二是顽强拼搏，敢于争先。

侠到汉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汉代侠的变化，有主动的方面，也有被动的方面。

主动的方面是由张良体现的。

张良

张良是韩国的旧贵族，他的梦想是像慕容复一样的恢复故国，他少年时走的道路也和慕容复相似，散尽家财，组织刺客，苦练武功，图谋刺秦。他还找了一个大力士，在博浪沙用大铁锤袭击秦始皇的车驾，但可惜的是，误中副车，秦皇安然无恙。于是，张良只好隐姓埋名，逃亡到下邳。在下邳，张良游侠十年，曾跟着黄石公学习兵法，也曾帮助项羽的叔父项伯逃过官兵的追捕。十年之后，天下大乱，张良也组织游侠少年起兵反秦，后来归顺刘邦，成为汉朝的首席谋臣。刘邦死后，张良不愿参与政事，学辟谷，练气功。张良死后，传说棺材中只有黄石枕和兵书，张良羽化飞升，成为仙人。张良的道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古人圆满的人生理想。也生动地说明，游侠只是少年气盛之时的行为，不能相随一生一世。

被动的方面是由郭解等汉代大侠的命运体现的。

汉武帝时的郭解，是汉朝最著名的大侠。郭解，河南人，父亲就是著名大侠，在汉文帝时犯法被杀。他接过父亲的基业，管理杀手集团，又抢劫、盗墓，积累了大量资产。他用这些钱财助人，又常常居中调解江湖纠纷，收留了大批侠士，郭解因此获得了大侠的美名。汉武帝时，命令地方富豪迁移到茂陵，既繁荣京城近郊的经济，也方便监督管理这些豪强。如果按资产计算，郭解不在迁移之列，但汉武帝认为郭解名声太大，必须迁移。迁移的时候，各处送的礼金，达到了一千多万，到了关中，郭解依然是江湖盟主。郭解的侠名越大，门下越是飞扬跋扈，动辄杀人。御史大夫公孙弘奏称：“郭解一介布衣，任侠行权，门下动辄因为微小的怨恨杀人，郭解虽然并不知道，但此罪甚于郭解亲手杀之。应当定为大逆无道之罪。”于是族诛郭解。

郭解被杀，侠风反而更盛。到了汉成帝时，长安城里出现了有组织的江湖侠少，公开与官府作对。他们内部分工细密，通常通过摸取三种不同颜色的弹丸来确定任务，红色的刺杀武官，黑色的刺杀文官，白色的善后。一到晚上，在夜幕笼罩之下，侠少纷纷出动，抢劫客商，收钱杀人，长安城死伤横道，警报不绝。尹赏就任长安令，挖了许多几丈见方的大坑，方砖衬砌，内壁非常光滑，称为“虎穴”。尹赏召集县吏，和亭长、里正、父老等一起，调查三类人：一是轻薄少年恶子，二是无市籍的商贩作务，三是鲜衣凶服身披铠甲手持兵器的，列出了一个几百人的名单。然后，尹赏调集了几百辆囚车，发动突然袭击，按名单逮捕，都治以“通行饮食群盗”的罪名。尹赏亲自审问，每十人释放一人，其余人等全部丢在虎穴中，用大石头盖上，过了多日再去观看，侠少们都已枕藉而死。尹赏把侠少们都埋在桓东，列名告示，一百天后才准许家属前往领尸。那些被释放的，大多是侠少首领，或者愿意改过自新的，这些人，日后都成了朝廷的鹰犬，镇压起江湖来，比一般官吏更加凶狠。

自西汉中期以来，游侠人数众多，但很少能得善终。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满腔热情地赞美游侠急人危难、守信重义，但到了西汉后期，社会上对侠的评价并不见好。东汉时，班固写《汉书》，虽然也写了《游侠传》，但就已明确说侠是“作威作惠”的奸雄，必须以礼法进行匡正。而在《汉书》之后，历代正史都不再有游侠列传！

东汉开国名将马援，曾因他的侄儿任侠，专门从交阯寄信回长安，希望他们学习敦厚谦约的龙伯高，“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千万不要学豪侠好义的杜季良，“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到这个时候，侠在江湖还有美名，但在普通社会，却至少已经让人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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