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我的《金庸小说的男子》小序中，对他小说里所表现的人生观有十分发人深省的总结。他说：“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当然，也有不少人向现存秩序投降屈服，以换取权势、名利。”

环顾今天出版的流行书籍，教人适应社会需求，在“现存秩序”之中争取成功的，占了绝大多数。流行小说的主题，大多数侧重描写现实、男男女女在现实的洪流中学会的求存之道，其中不乏对现实环境和现存秩序的抨击和申诉，但整体而言，还是倾向接受现实。从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理想去谈人生态度，似乎早已过时了。金庸所说的“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大概是指我年轻时、他年轻时的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在今日恐怕已属少数的、较倾向传统思想的人。现时谈金庸小说里的人生观，很难避免地有一股恼人的荒谬感，至少，一股浓厚的怀旧伤感。在此，为我这样纵情于怀旧之中，我先向读者告罪了。

在上述所引的文字之中，金庸提出了四种人生态度：首先分成“出世”与“入世”两大项，然后在“入世”一项之下，又分为在入世而屡受挫折之下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转而遁世的，以及向现实低头的三种。

在金庸小说里，这四种人生态度之中最得不到重视的是第四种。

本来，以仁义为先，奋斗了大半生的人，最后向现实屈服，并不是不值得探讨的主题。有些人的屈服是不得已而值得同情的，例如祖大寿的降清便是；有些人的屈服则只值得鄙视，因为他们所做的是甘为名利抛弃原则，像张召重为清廷作走狗便是。可能金庸在写武侠小说的初期还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份子，像袁承志那样，对屈服的人根本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