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两途

差不多所有金庸小说都集中在一个人生观的两种结局：以天下为己任，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应飘然引退？还是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郭靖、乔峰是杀身成仁的例子，其他的金庸主角如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都是飘然引退的例子。

两种选择之中，哪一种比较正确？金庸不讳言自己倾向飘然引退。他不是认为这比较正确，只是比较接近他个人的性格，不过，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较差的选择，因为追寻个性的自由，是有它积极、有意义的一面的。我有一位同事曾经说过：人，是有权向社会辞职的。“向社会辞职”，当然是入世之后而决定退出的一种态度。

在金庸小说里，飘然引退的男主角，并没有造成甚么损害。陈家洛根本除了退出斗争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袁承志和张无忌从头到尾都不是真正的领袖，他们的参与是形势造成，退出也是出于被动。金庸自己最喜爱的模范是范蠡，但范蠡不是“碰到头破血流”之后飘然引退，他是功成身退，越王复国，他的责任也完成了，他要“退休”，又有谁能反对？我们只能赞赏他不贪恋富贵，懂得急流勇退，更羡慕他能与心爱的人遁迹湖山，在淡泊中享其馀年。

退隐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今天的香港，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最现实、最逼切的问题：九七当前，去还是留？去的不一定是自私，因为总要有人表达人类热爱自由这个讯息，去，也是一种行动的抗议。另一方面，留的也不一定是天真、乐观或愚蠢，甚至未必是过度浪漫地以天下为己任，有时一个人的性情，就是虽然明知有危险也不忍离开的。

香港的去留问题比金庸小说的情境更加复杂，因为多了一层顾虑，就是去的人可能会打击别人的信心；另一个问题是，留的人以为自己会留下去，于是领导其他人走上留的路向，如果他自己忽然飘然引退，他是不是应该要对这些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