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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云波《侠义江湖》系列(6):近代侠客

2009-07-20 11:39
来源:网络 作者:韩云波
到了晚清,在时代的剧变中,侠既成为改良者也成为革命者的口号,在清末以来扮演着重要角色。

到了晚清,在时代的剧变中,侠既成为改良者也成为革命者的口号,在清末以来扮演着重要角色。

谭嗣同就是一个侠义典型。他在童年时就喜欢剑术,嘉读《游侠之传》,13岁时做了一副对联说:“惟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他曾西至新疆,外出历练。后来参与变法,“所谓燕、赵之士,任侠重然诺者,益相助物色而罗致之”,当时其名的大侠大刀王五就是谭嗣同的好朋友。

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自述其经历和心态说:“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因此,他一直都有一种为天下和敢于牺牲的精神,他把这样一种精神归之于侠义。

在学理上,他所主张的“仁学”,由“仁”和“学”两个部分组成,“仁”就是侠义,“学”就是科学,他称之为“格致”。“学”是强国之术,“仁”是变法之路,尤其是当社会腐朽之时,任侠尤其能够显示其重要性。他在《仁学》中说:“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侠气,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这就已经超越了改良派的温和主张,而成为社会革命的激进派。

因此,当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唯谭嗣同可逃而不逃,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大刀王五曾设法援救,也被他拒绝。他在狱中壁上题诗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慷慨就义,年仅34岁。

到孙中山组织同盟会,同样重视侠义力量。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第一部《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中,谈到他在广州博济医校时,同学郑士良“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孙中山和他非常谈得来,后来在组织兴中会时,就吸收了洪门天地会的经验,孙中山说:“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最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江湖游侠在这时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在辛亥革命时期,蔡元培就曾认为,革命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暴动,二是暗杀。有名的人物如黄兴、徐锡麟、汪精卫等,团体如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上海暗杀团、光复会、北方暗杀团、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等。从1900年史坚如密谋爆炸署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京津同盟会暗杀部的彭家珍炸死满清宗社党首领良弼为止,多达50多起。

在革命党中,涌现了许多侠义人物,女革命家秋瑾就更是以侠义自许的典型。她自号鉴湖女侠、汉侠女儿。其《自题小像》说:“俨然在此望何人?侠骨前生悔寄身。”她的行为,颇有豪侠轻死重义之气。秋瑾在得知徐锡麟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和谭嗣同一样,镇定自若地拒绝了革命同道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她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果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减少后来千百人的牺牲。不是我革命失败,而是我革命成功。我决不离开绍兴,愿与男女两校共存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最后在古轩亭口英勇就义。

1911年,湖南、广东等地的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革命党和江湖侠义之士联合进行的。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中国大地上还兴起了一股国术之风,外国侵略者欺负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于是有霍元甲等人出来提倡国术,打败外国大力士。

中国20世纪武侠小说的兴起,也和这种风气有关。1923年平江不肖生以《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拉开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大幕。平江不肖生本人就是武林高手,从小学术国术,1916年曾在上海创办中华拳术研究会,加入中华革命党。1932年,回湖南创立国术训练所。1937年,到安徽任第21集团军总办公厅主任。直到1947年,返回湖南。他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写的就是大刀王五、霍元甲等人的事迹。

到了今天,作为一种专门行为的侠,已经不存在了。侠更多地成了人们性格中的一种正义和阳刚的因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民族化的符号。正如有学者指出,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民族文化:

美国的“西部牛仔”与“美国英雄”,日本的“菊花与刀”及“武士精神”,西欧的“魔法师”与“终极体验”,等等,都是这样的民族文化精神。这样的民族文化,既以高深的民族智慧精神而存在,亦以大众的通俗文学形式而传扬。那么,“大侠情结”的文化积淀与承传,也许就正是“中国脊梁”的民族文化精神表现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期“21世纪中国侠文化”专栏主持人语)

那么,在今天,顽强拼搏、勇攀高峰,是侠;见义勇为、挺身而出,是侠;乐于助人、古道热肠,是侠;胸怀坦荡,仁者无敌,也是侠……

侠,已经弥漫在中国人的文化中,弥漫在中国人的性格里。

(责任编辑:小草人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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