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郭靖完全被这一番话折服了。心中豁然开朗，想到：“原来只要不杀错一个好人，就是问心无愧。瞧师父指斥裘千仞时，何等神气凛凛。只要我将武功用于仗义为善，又何须将武功抛弃忘却。”洪七公成为了郭靖在信仰危机中抓住的救命稻草。郭靖的慧根也就到此为止。他完全忽视了当裘千仞悔过跳崖时一灯大师的言行。也使自己提出的问题转移了方向。洪七公以自己的道德感召力和对于善恶衡量的绝对自信，掩盖了郭靖内心真正的疑问：杀人的权力从何而来？善恶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完颜洪烈自然是坏人，但成吉思汗是不是坏人呢”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成吉思汗又该不该杀呢？谁有这个权力来评判，按自己的天地良心来锄掉花园里的杂草和毒草？

如果说郭靖和洪七公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江湖力量。金庸后来的作品就慢慢倾向怀疑论，最后抵达《鹿鼎记》的虚无主义，武侠也就再写不下去了。郭靖重获信仰，渐渐树立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终极目标，构成这个终极目标的两个主要信念，民族大义和正邪之分，在以后的两个大侠身上，对单纯信条的绝对自信被复杂的现实彻底击碎。这两个大侠就是契丹人乔峰和笑傲江湖的令狐冲。在乔峰身上，民族大义成为了一种原罪。汉人有好坏，契丹人也有好坏。在郭靖眼里，完颜洪烈是坏人这一点是绝对无疑的，成吉思汗是不是坏人有点疑问。但在乔峰眼里，耶律洪基和完颜阿骨打会是坏人吗？说实在话，完颜洪烈就比成吉思汗、耶律洪基和完颜阿骨打坏吗？在郭靖看来没有问题的事，在乔峰看来就大有问题了。乔峰解脱不了这种矛盾，在相对的价值冲突之间唯有一死。令狐冲的慧根是最高的。黑白正邪没有绝对的标准，之所以说令狐冲是真正的隐士，是唯一真正笑傲江湖的人，就在于他完全解构了属于郭靖的终极目标。他最终跳出了所有杀戮的理由。他对于世俗价值的怀疑也是最深的，他从心里反感作为法官和所谓正义维护者和上帝选民的角色。郭靖在灵台清明的一瞬提出的问题，直到令狐冲的出现，才得到一个答案。令狐冲在本质上更接近哈姆雷特。不过他的解脱之路是彻底东方化的。令狐冲是一个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梅因在论及“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进程时，说：“起初，人们首先不是被视为一个个人而始终被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在金庸笔下，我们看到只有令狐冲，在精神上是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当中的成员而出现的。他比乔峰更本质地使江湖的乌托邦遭到摧毁，使郭靖的终极目标成为失去根基的海市蜃楼。

在一个个人主义和后金庸时代的江湖中，像洪七公这样的人物本是不该出现在古龙笔下的。但侠客杨凡《大人物》，却是又一个在乌托邦的路上执迷不悟的罗伯斯庇尔。田思思离开家去寻找她心目中的大人物，结果爱上了其貌不扬的大头鬼杨凡。最后谜底揭开，这个杨凡的平凡不过是外貌，他原来才是真正的大人物，是秘密组织“山流”的首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秘密组织呢？是一群热血青年怀着正义，去暗杀江湖之上的“坏人”，他们希望这个江湖变得更美好，变成一个乌托邦。他们把这种事叫做“锄奸”。杨凡其实自命不凡。他的道德优越感和绝对的自信，使这部武侠成为我最不喜欢的、也是古龙中后期作品中最不可原谅的一本。因为他彻底背叛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江湖，背叛了古龙自己的武侠精神，甚至退回到了金庸的起点之前。杨凡连郭靖都不如，连灵台清明的一瞬也没有。那么多人的死从没有让他陷入过信仰危机，却成为一个坚定而冷酷的原教旨恐怖主义者。

1950年，四川广元一个原民国时期的乡长，清匪除霸时为了逃脱镇压，隐姓埋名，加入丐帮，一路行乞到了川陕之间的山区，便在当地住了下来，开荒生产。十余年来孤身一人，与当地人相处甚好，沉默寡言，装着目不识丁。1962年，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此人南面而泣，泪如雨下，秘密炮制传单数百张，妄图遥相呼应。传单散播于川陕甘三省六县，国家公安部编号为330 大案。联合侦破组在川陕甘毗邻的苦寒之地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时一年破获了此案。2000年，当年侦破组成员之一撰述回忆录，如此写道：“他万万没有想到重新骑到人民额头上的复辟梦刚一开头，就在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上碰得粉碎。破案后不久，这个恶魔在壁口（甘肃）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这个人又该不该杀？要按1998年新刑法，散播传单妄图颠覆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顶到天了是五年以上。我想知道的是，要是闯在洪七公他老人家、或者撞在大英雄杨凡手上，杀这个“恶魔”，是不是也如杀一条狗一样痛快？

有一天，如果杨凡也振振有词：我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人。我生平没有杀过一个好人，王怡，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个！列位看官，我的丧钟为你而鸣。谬种流传，可以一至于斯。洪七公啊，你为什么不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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