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小说《裸者与死者》的作者诺曼梅勒，他在接受采访时，对科索沃战争的看法就和傅红雪如出一辙。梅勒这样指责美国人：“你去打仗，从一万五千英尺高空扔炸弹而自己不损一条人命，这是耻辱！你去打仗，自己不流血就打赢了，这不是打仗，这是处决。这是一种不加区分的处决，而你连你在处决谁都不知道。”　　

然而劫持民航飞机撞毁世贸中心的恐怖分子呢？他们的手段就不是谋杀，而像是决斗，是与数千名无辜者同归于尽。美国的复仇则是居高临下的轰炸。一枚号称“雏菊切刀”的巨无霸炸弹扔下去，就可以炸死方圆600米之内的一切生物。那么谁是比谁更加无耻的呢？强弱之分和这种手段的迥异又能不能反过来掩盖理由与动机？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在贝鲁特和开罗，那些喝着可口可乐的反美青年们，他们感到无法接受的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居然要去摧毁一个贫穷的小国”。一个不讲求程序正义的执法者，和一个盗亦有道的罪犯，这是香港黑社会电影里常常出现的对峙场面。那么我们选择支持谁？　　

在实质正义与行为手段之间，在所谓的文明冲突和作为原罪的仇恨之间，理应一个都不宽恕。敢死队一样具有献身精神的恐怖分子，其滔天罪恶和对与文明底线的挑战，并不能因其敢于搭上自己的性命而有丝毫改观。而美国反恐怖主义的战争与复仇，也没有理由使一场师出有名的战争沦为居高临下的屠杀。尤其当美国国内的民权状况在战争的影响下，都受到来自国家安全名义下的打击和削减的时候。我们对于复仇者的支持是危险的。　　

伊斯兰世界的无数年轻人，就像是一出生就被告之“雪是红的”的傅红雪，他们每天反复的练习拔刀，真正的敌人和想象中的敌人在冤冤相报的轮回中已经融为一炉。在“文明的冲突”的理解模式里，美国及其代表的文明势力，看上去就是他们的不折不扣的杀父仇人。而今天的美国也就像那个万马堂的堂主，在遭到复仇的打击时将每一个附近的高手都视为凶手，或者在草木皆兵的恐惧中像《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踏上复仇和找寻仇人的漫长之路。最终将自身拉入复仇的深渊，将两百年的民主政体绑上一辆危险的战车。　　

这不是不可能的结局。强势者的同态复仇，最大的可能不是把仇人拉到自己的水准上来，而是把自己降到仇人的水准上去。

（责任编辑：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