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笔者的一个学生拿了一篇文章找我，说他准备写篇东西“批驳”文章的作者汪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研究》。

我的学生认为，汪先生一方面说要反省“二元对立的语式”，要重新检讨“现代性”，要“超越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习惯的那种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法”；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在使用 “二分法”，说是“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家都是一条路，还说“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中”，成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

我读了文章之后却认为：汪先生没有“二分”，因为他承认中国参加了“全球化”的过程，全世界只有“一”。

云里雾里争了许久，我才发现原来是“二分法”这个词在作怪，这个词妨碍了我和学生之间的语言交流 ---- 只要把 “二分法”改成“非此即彼法”，我和学生之间就没有什么分歧了：汪先生主张超越“非此即彼”，就是要加上“非彼”，认识到中国进入全球化过程之后，负面影响不可小觑；汪先生缺少进一步超越，他没有加上“即此”，没有认识到资源文化条件使中国不可能像欧美那样，仅只带着一点儿“负面影响”就顺利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

“非此即彼”是“一元”，竟被说成了“二元”，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选择被“一锅煮”，就象把“矛”和“盾”焊在一起说是“二元武器”；其实没有任何人使用过这种武器。上战场的战士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只能使用其中的一种，非此即彼，不能同时用；即使左右手各执一样，也处于不同空间，不能一只手一下子伸出个“二元”。把“非此即彼法”说成“二分法”，是“指鹿为马”，

这种现象在近代并非少见，原因是“食洋不化”：这种语词是一种外来的新名词，人们没有搞清楚它的含义，就想用它来说明问题。上面这个“二分法”，就是因为二十世纪初的翻译家把 “dialectic”翻译成了一个全新的“带洋味儿”名词“辩证法”，可是，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到这个译名的细节：“辩”字中的那个“言”，带有“口说无凭”的含义。译名本身相当准确，可是脱离了中国的文化环境，多数人就会误解这个名词。

语言文字不但影响人们交流思想，而且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如下例：社会调查显示出80%的中国青年认为，成功的要素是聪明(智力)和毅力。有个学过一点儿社会学的人发表文章说：这些中国青年错了。文章作者用“两分法”来比较毅力与兴趣：毅力外在，兴趣内在；毅力被动，兴趣主动；毅力辛苦，兴趣快乐，等等。结论是：中国青年应该多注兴趣。

然而， 兴趣与毅力，根本不能“两分”，因为兴趣是毅力的前提，兴趣调动起来之后，成功的关键就是毅力，有兴趣才会有毅力，却不是有了兴趣就一定有毅力。兴趣在心理学上叫做内驱力，无论是玩耍娱乐、高考入榜、积累金钱、官迷心窍、功成名就，都是人类行为的内驱力，都是“兴趣”。所以，80%的中国青年没错儿，是那个写文章的人错了。他的认识错误，主要就是来源于思维方式：囫囵吞枣地运用“辩证”逻辑，把一个连续过程中的前后环节，当作同一环节中的两个 “对立” 因素，重视了辩证，忽视了常理。

这个思维方式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上述的“辩证法”。西语环境中的“dialectic”在汉语环境中应该译为“矛盾法”，早在三十年代，贺麟就把“dialectic”译为“矛盾法”；可是当时的学术权威胡适否定了这个译法，肯定了最早期的译法“辩证法”。中国近代以来的最早期翻译大多不成熟，很多常用词汇在后来都改成了既合乎原意，又不易误解的词汇。例如最早的“潘尼西林”后来改成了“青霉素”，最早的“维他命”后来改成了“维生素”，等等。但是“辩证法”这个词在生活中不常用，一直没有改。到了五十年代之后，这个词用得多了，却不需要改了，因为当时不需要人们真正理解这个词。到了八十年代之后，当一些人想用这个词来理解真实的社会现象时，就导致许多误解和误断。

从语言文字到思维方式，最后会影响到观念价值：七十年代中期有一个电工，偷了工厂的电线去倒卖，被发现之后向同事作“检讨”，说自己学了“唯物辩证法”，物质与精神这一对矛盾可以相互转化；自己家庭困难，所以物质就是第一位的，再说革命导师也说过， 精神是第二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们一说起“辩证”，仿佛就可以不顾基本的逻辑准则，可以堂而皇之地掩耳盗铃。一个并不神秘的“矛盾”概念，翻译成“辩证法”，就变成了包治百病的“万金油”，谬种流传，为害甚大。

“辩”字中的那个“言”，带有“口说无凭”的含义，这与中医“辨证施治”大不相同：中医的“辨”字中不是“言”，而是“刀”：要诉诸临床效果。中医的“辨证”是个动宾词组：辨别出了“证”，才能对“症”下药。“证”是阴阳平衡或不平衡的总判断，所以要 “辨”；“症”是引起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施治”。把“辨”字中的“刀”换成“言”，却又借用了中医的“证”，搞了个“辩证”，就象“李逵”和“李鬼”，使普通人真假难“辨”！

“辩证”是个偏正词组：用“辩”的方法去“证”。最初的翻译家选择带 “言”的“辩”是有道理的，但是普通人区分不了这个“辩证”和那个带“刀”的“辨证”。在“文革”中，有的民间“哲学家”还不大认字，只听声音，两个“变”证都一样，仿佛都能用到现实生活之中。

黑格尔的辩证法只在精神现象之中才能说得通，离开了“言”，就不能“证”。可是，除了翻译家和少数哲学家之外，多数人都不会注意夹在两个“辛”之间的小小之“言”，不会想到辩证法的“正、反、合”只在“言”内有“证”----一个人第一次看见驴子之前， 头脑里没有驴子，只有“我”，这叫“正”；他注意“琢磨”驴子的时候，头脑里只有驴子， 没有 “我”，这叫“反”；他熟悉了驴子之后，头脑里既有驴子，也有“我”，这叫“合”。

辩证法如果跑出了“言”，就会违背人类的基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