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司空图就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的说法，这里也强调了客观事物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意象与作者个人情感及作者丰富的艺术想象之间紧密的关系。而在理论方面将“意象”说进行丰富和发展的还有清代诗论家叶燮，他从“诗之本”的“理、事、情”来研究意象，除了肯定艺术想象的魅力外，更加强调了形象思维的重要性，一个成熟的意象形成的过程离不开形象思维。美学家克罗齐曾说过：诗是意象的表现。可见诗歌创作也同样需要意象，更需要完整的艺术想象。古典诗词中意象的运用很多，诸如马致远的《天净沙》里营造的天涯羁旅的孤单意象通过枯桐、老树、乌鸦，小桥流水，西风古道、瘦马，夕阳西下等将漂泊天涯的断肠人感而发，发而思，思而悲，悲而泣，泣而痛的秋思刻画的淋漓尽致。意深，含蓄无限，玩味无穷；调高，心驰物外，意溢于境。是境，是景，水乳交融，情景映衬；是意，是情；相辅相成，相济相生。怪不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曰："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2]16精品，不可不读；美文，不可不品。一曲《秋思》，心中隐隐作痛，悲泪欲出还有什么要问？意象总是情与景相结合的产物，离开任何一方都失去原有的魅力[3]。就像那首《我的祖国》里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被外国人翻译成“There is abig river……”，虽然从语法上、时态上都很正确，但是却失去了原作品中的意境，失去了韵味。

关于“贵在虚静”

创作主体是“神思”的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想象也不是凭空而想，除了具有洞察事物的能力，应该具有构思、思维和想象的能力，将客观事物与主体紧密结合起来，具有超凡脱俗的心智慧，才能创作灵动的作品。

刘勰从两个角度写主体心智的培养。一是“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 [1]249。这是作家创作前必须具备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基础，也是必要的前提，即贵在虚静。虚静，或者称为静思、空静、安静、宁静、幽静、澄心、凝心等，说的都是一种不受任何主观或客观因素干扰、专心致志，保持心境开阔、视角深远、情思净化的良好状态。刘勰在《养气第四十二》里也谈到了“虚静”的问题：“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1]375，是说书写文辞，专在调节疏导，使内心清明和顺，体气调和舒畅，心烦乱就放开，不让思路阻塞，文意成熟便用笔抒怀，文思潜伏便放下笔不再思索。可见，刘勰“贵在虚静”的观点既是对前人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后人创作实践的指引，在创作过程中具有显著地位和重要意义。二是“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在具备良好的心理状态和幽雅的外在环境以后，要对已有材料进行加工改造，使第一自然变为第二自然，还需要“积学”作为强有力的基础。客观主体必须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搜集知识，积累经验，加上丰富的艺术想象，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文思泉涌，一发不可收拾。另外，创作主体还要有辨别事理的能力。单纯的感性认识只是创作的基础阶段，将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观点和理论，需要跨过质的飞跃，这就涉及到才情，优秀的作家是能够超越常人将感性升华，超越生活，凝练作品。“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则是从实践中真实的生活、思想和情感的积累出发，按照文思要求，锤炼精华的语言，将思、言、意三者有机的结合，才能形成优秀的文学作品。

当然，“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1]251刘勰也指出，个人能力有限，下笔有快慢，天分不同，文思有深浅，这在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也提到过；就作品而言，大小体制不同，功力也大小不同。虽然“虚静”说自老子、庄子时就有谈论，刘勰在这里从拓宽人的心境、容纳万象、激发作者的想象，提高作者的艺术概括能力，促使灵感的迸发等将“贵在虚静”说的很明了，但文学创作分人而言，艺术想象也不仅仅是靠天生，还需要才情和日常生活的不断积累和锤炼，才能创作卓越的作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