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古文观止》，你就会明白这些文章之所以传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文章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如果具体一点说，一是韩愈说的“不平则鸣”，二是欧阳修说的“穷而后工”。韩欧两者合起来的意思是说，穷困不得志才有不平，不平的鸣声才更为响亮。惟其如此，也才可能有好文章。然而说得最为透彻的还是要数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好一个“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列举名人名著，说明的是同一个道理，他们是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之后，用血泪发出的不平之声。因此他也是隐忍苟活，忍受着宫刑的奇耻大辱，写完了千古不朽的《史记》。

读欧阳修时，我知道他为范仲淹鸣不平写过《与高司谏书》而丢了官，贬到我们宜昌边鄙之地，做了一年多的县令。可见作文之不易。读了《古文观止》，我才知道，为一篇区区小文而丢了身家性命的，更是骇人听闻。汉宣帝时的丞相杨敞之子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曾任中郎将，后因言语不敬，被贬为百姓。这个天生的不安分守己的人，回乡后，大治产业，接待宾客。友人孙会宗写信规劝杨恽，杨则复信《报孙会宗书》。这封信自始至终，放言无忌，以嬉笑怒骂的口吻，逐点批驳孙会宗对他的规劝，为自己的言行辩解。结果，杨恽招来杀身之祸。杨恽究竟是否当杀，本人不想评论，我震撼的是，一篇书信，能让朋友反目、皇帝发怒，乃至于丢了卿卿性命，足见这封信件的真性情和爆炸力。

《古文观止》是古代散文精品的荟萃，值得我们终生阅读。一来它至少告诉我们散文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像现在强调“散文要抒情呀要诗意呀”，路子搞得这么窄。在编选者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眼里，除了诗词、小说、戏曲之外的文章都是散文，诸如论、记、序、传、书、说、祭文、志等，均属散文。二来文章的篇幅都很短小，也可能是古代受印刷条件限制，语言特别凝炼，富有含蓄而耐人寻味。三来我以为最重要的，那就是《古文观止》所选文章，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或缘事说理，或直抒胸臆，都有具体的对象，有具体的内容，也就是说都是有所依据，不尚空谈，有鲜明的时代形象和强烈的时代感觉的。由于这些文章是从具体的事物写起，然后引申出一种见解，一种道理，由此形成了散文的生命。我想，这就是千年之后，我们再读些文章仍然感动的根本原因。

还是回到本文的开头吧，此文记录的只是我的浅读而已。如果真要深读，那就是要找史书来比较的阅读，才能知人论世，也才能从中发现问题，弄清古人记叙的真相。也就是说，由于种种原因，古人字面上记录的东西，就未必是真相，古人有古人的苦衷。这个经验，不是我的发明，是学者周振甫告诉我的。他举的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一例，说得很是明白。他说：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任安的复信。任安写信给司马迁，劝他“推贤进士”，即向汉武帝推荐贤人。那司马迁的回信，只要说因为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他替李陵说话，因此得罪，受到宫刑，他身已残废，没资格推荐贤人，就已经够了。可是信里还讲屈原放逐作《离骚》，孙膑砍了膝盖兵法，来比他的作《史记》。再说他在受宫刑前就在著作《史记》，跟屈原、孙膑不一样，那他讲这些干什么？信里还提到任安犯了死罪，不久要被处决，这跟他这封复信又有什么关系？等等，如果带着这些疑问读这些作品，这才叫读书读出学问来。按照周老先生的读书说，不管从那个角度而言，我读《古文观止》，终究不过是浅层次而已。

最后，我想说的编选者也有一个不能容忍的缺憾，那就是《古文观止》没有选《易经》、《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书，也没有选老子庄子的书，这既不利于当代，也无益于后世。由于经书的缺失，这不能不说给这本书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责任编辑：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