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化的奠基性人物，庄子和屈原都是楚文化的代表，他们的观点与行为有着许多的相似与相异，所以历代的学者都热衷于对他们进行比较，并且以全面而丰富的成果使得这一比较成为一个常读常新的题目。本文试图从两个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角度再次切入这一题目，并试图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系统内部来解释：为什么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背景（楚文化），面对着同样的社会现实（“礼崩乐坏”），两位天才人物却走向了两条截然相反的生命历程——庄子逍遥于天地之外，屈原却用自沉来结束生命？

庄子

毫无疑问，庄子与屈原都是理想主义者，都自觉地把追求政治的“善”作为理想的归宿。屈原的“美政”思想就不必说了，庄子正如许多论者所说：“主张绝对的自由，盖惟人皆有绝对的自由，乃可皆顺其自然之性而得幸福也。”⑴庄子也“并不是没有爱国之心，入世之意，只是由于他所处的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人的生命朝不保夕，特别是知识分子，处境尤其艰难，而庄子自己，热爱自由，不愿意成为工具价值，因此，不得已乃采取了避世的态度。”⑵二者都是把自己的理想作为参照，对比社会现实，又以自己高洁的人格来品评现实中的人物，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在他们的作品中有鲜明的表现。《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在这样的丑恶现实下，屈原“上穷碧落下黄泉”，最后不得不哀叹：“虽不同于今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庄子·人间世》：“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在宥》：“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山木》：“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正如叶适所说：“庄周者，不得志于当世，而放意于狂言，湛独一世而思以寄之，是以至此，其怨愤之切，所以异于屈原者鲜矣。”⑶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对视造成了庄子出世的逍遥，也促成了屈原的自杀，这两种对生存或生命的态度值得我们深思。或许我们应该问一问：庄子何以逍遥，屈原何以自杀？

陈子龙曾谓：“夫庄子勤勤焉欲返天下骊胥之间，岂得为忘情之士，而屈子思谒虞帝而从彭咸，盖于当世之人不数数然也。予尝谓二子皆才高而善怨者，或至于死，或适无何有之乡，随其所遇而成耳。故二子所著之书，用心恢器奇，逞辞荒诞，其宕逸变幻，亦有相类。”又说：“庄子，屈子，皆贤人也，而迹其所为绝相反，庄子游天地之表，却诸侯之聘，自托于不鸣之禽，不材之木，此无意当世者也；而屈子则自以宗臣受知遇，伤王之不明而国之削弱，悲伤郁陶，沉渊以没，斯甚不忘情者也。”⑷这种“无意当世”与“甚不忘情”的比较，确实准确地把握住了二者性格和命运的特征，正是在这一点上的分歧，导致了后来不同的生命走向。因为对丑恶现实的彻底放弃正是庄子得以在现实之外的另一个生存纬度上建构起自己的生存之道的根源；不能忘情的屈原缺少的恰恰是这种关于另一个生存纬度的视野，而只能在现实中批判、哀叹，并最终自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