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引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社会伦理、政治秩序等的理论阐释。《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儒家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 四端”等的阐发与弘扬，在理论上完美地建立起一套理想的社会生活秩序，这种秩序必然包含了社会的善和社会中人的幸福。而受儒家这种精神感召的人都要积极主动地去为实现这种理想的社会而努力，用后世的话说就是要积极地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无论是孔子的“尚仁”还是孟子的“养浩然之气”，都倡导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都表现的是一种很自信的人生观。

屈原

但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无论是庄子的世界还是屈原的世界都已经不是孔孟的世界，面对着悲苦的现实，庄子和屈原都无法自信得起来，换句话说，在“礼崩乐坏”，“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庄子·徐无鬼》）的社会环境下，庄子和屈原都不得不在儒家乐观的理想之外走一条不同的路。庄子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信念，而建立了自己的信念。这种否定的根本性意味着儒家的信念有多完善，他自己的信念就有多完善。他以“道”为中心，并把宇宙万物都统一于它之下（“齐物”），而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的人的生命在这里就被定义为是一个“体道”的过程。在庄子看来，人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心斋”、“坐忘”达到与道的统一或融合，并在这种统一或融合的过程中回归自然，体味大善与大美，并最终超越人世的悲苦。屈原则不同，虽然在楚文化中出生并成长，但他的用世思想无疑是归根于儒家的：“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这种对儒家信念的坚持使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 明君”、“美政”上，而无力也不可能去建构一个超越儒家信念之外的自己的信念。这样，理想与现实的断裂在他这里就表现得尤其沉痛，而一个回旋之所——如庄子的“道”的境界——的缺失使他在现实之中无所逃遁，终于自沉。

综上所述：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现实中，儒家的理想信念已无力被凭靠，出世的庄子借助于道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新的生存纬度，在这个大鹏一怒千里的境界里，庄子与道和一，实现其生命的逍遥；屈原却在一个无所凭靠的现实中挣扎、徘徊，信念的断裂使他最终走向自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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