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的“义”绝不是一般的义气，而是披肝沥胆，义无返顾、比泰山还重，比生命还贵的“义”。作者宣扬关羽的“义”，贯穿了刘备、关羽、张飞从结义到殉义的整个过程。刘蜀集团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集团，而悲剧的主角———刘、关、张三人都出身于平民阶层，或织席贩履，或卖酒屠猪，或浪迹江湖，在风雨飘摇的时局里，虽然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桃园三结义”包含了结拜兄弟义不容辞的职责，所以关羽追随刘备，效死勿去，并非知恩图报，而是在当时的处境下，一种真正的患难相扶，祸福同当，这就体现了人民所理想的义气，符合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屯土山约三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可睹其心志，还有一约是“降汉不降曹”更反映了他的忠中有义，义中有忠。他和刘备始终维系着“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的关系，这也是人民所向往的忠义观。他在降曹后，受到一次次的考验，曹操为了收买关羽而厚恩待之，“封侯赐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然而都没能让关羽有丝毫动摇，他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不能忘记“誓同生死”的结义兄弟。曹操赠袍，关羽却把旧袍罩在新袍之上，并谓之曰：“……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我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袍而忘兄长之旧赐……”。又曹操赠赤兔马，关羽谢曰：“吾知此马行千里……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也难怪曹操听了不禁愕然而悔，便命张辽去问关羽何以常怀去心，却引出了关羽的一番肺腑之言：

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到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此。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辽曰：“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以归乎？”公曰：“愿从于地下。”

关羽的这段话肝胆照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连“奸绝”曹操听了也不得不叹服：“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义士也！”。正因如此，当关羽一知刘备的消息，便毅然决然封金挂印，斩关杀将，千里独行，来去明白，往奔刘备，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爵禄不足以移其志”，不管在任何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都不改变他的初衷，即至死忠于蜀汉，义于刘备。当他兵败麦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军，吴侯派诸葛瑾来劝降时，关羽义正辞严地说：“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终于在麦城殉难，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铸造了他忠义壮烈的性格，在关羽身上体现的“富贵不能淫，贫穷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精华，它是属于人民的，曹操在华容道曾说：“将军深明春秋”，就是推崇关羽所发扬的“春秋大义”。

然而，关羽的性格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关羽出身底层，养成了他的侠义气质，这也正是关羽的悲剧性所在。下邳兵败，张辽劝降时，关羽当即严词拒绝：“某仗忠义而死，安得为天下笑！”但当他听到降曹可以保全刘备妻小，并可伺机寻兄，不负前盟时，这位视死如归，世称万人敌的虎将竟低头降了曹操。同样，对于曹操的“厚遇”，关羽表面上虽未动其心志，然而，市井细民“知恩图报”的义气却深深埋伏于他的心灵中，他为了报恩而主动请缨，诛颜良，斩文丑，解了白马之围；又为了报恩，在赤壁之战中义释曹操，正如小说所写：“关羽是一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年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于是，他竟冒军令之险，弃盖世之功，置刘备统一大业于不顾，面对凄惶垂泪的曹操，动了恻隐之心而放虎归山，这就突出地表现了他为情为义而动摇忠，而牺牲自我的悲剧精神。关羽的这些行为，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对刘蜀事业的背叛，是不“忠”，但作者却把它作为重“义”的美德和高尚而纯粹的义举来大加颂扬和渲染。这种所谓“义”的行为，本来同刘备“兴复汉室”的政治原则是完全对立的，然而，作品却在关羽的悲剧性中把它们统一了起来。对于读者而言，也往往被作品笼罩的悲剧气氛所感染，而对关羽的这种“背叛”就觉得情有可宥了。

由关羽悲剧性性格所造成的另一严重后果则是蜀吴的破裂。关羽把本来可以结为盟友、共同抗曹的东吴集团视之为鼠辈，不重视执行联吴抗曹的既定国策，导致吴蜀矛盾的激化，给刘蜀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这显然也同忠义是相矛盾的。然而，在关羽的悲剧性格中，却得到了统一。关羽之死写得十分悲壮感人，至此他的重“义”品质得到了冶炼和净化，也最终使他的性格理想化，升华到了可歌可泣的境界。

三、忠义诸葛亮的悲剧性

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臣对君是绝对“从一而终”的，而且“君君臣臣”的关系中，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忠贞无二地为刘蜀事业奋斗终生，则是《三国演义》中“义”的又一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