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控制程度不一的同心圆构成了曹操架空东汉帝国，维持自己的权臣统治的骨架。从邺城出发，以魏郡为中心，曹操强悍的统治力穿透魏国，逾越冀州，进而辐射到了整个东汉帝国。建安十八年的五月丙申日，实际上是曹操的公司借东汉帝国之壳上市的大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所谓的曹魏集团正式成型了。

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曹操可以将自己的继承人问题光明正大地拿到朝堂之上来讨论了。

——丞相也好，冀州牧也好，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都不是曹操的私有财产，不具备可继承性。唯有建立国家，拥有社稷之后，才可谈及储嗣问题。

五、

曹操的立嗣标准，是“诸儿中最可定大事者”。所谓的“大事”，就近事而言，不外乎两件：一是统一宇内；二是篡代汉室。

年近六十的曹操（建安十八年，曹操五十八岁）虽然英雄一世，也自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毕竟岁月不饶人，对于在有生之年消灭孙、刘，统一全国，曹操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强烈地寄希望于自己的后继者，希望他们能够完成自己这一未竟的事业。再者，曹操早年在和自己的反对派们打舆论战的时候，曾面向帝国所有民众，明确申明和保证自己无篡汉自立之意（《让县述志令》）。但曹操也明白，权臣做到他这个地步，已经不再可能全身而退，唯一的出路就是另立新朝。这是关系到自己整个家族和诸多自己的追随者们生死攸关的问题。曹操的公开保证让他无法篡汉自立，但他希望自己的继承者能够做到，“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正是对此事的赤裸裸的暗示。

就远事而言，曹操眼里的“大事”还应当包括建设一个繁荣鼎盛的新王朝这一重任。曹操希望他的继承人具备完成这一重任的能力。故而他才会如此惋惜明哲仁厚的曹冲的去世，为之哀痛不已。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思和标准，曹操开始了他对曹丕、曹植二人的全面考察。

第一次考察来得很快。在自己做出决断之前，曹操希望先听听自己的心腹幕僚和臣子们的意见。

“时未立太子，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

这是建安十八年魏国初建时的事情。刚刚建国，就第一时间将考察储嗣人选的事情提上日程，可见曹操对自己的储嗣问题的迫切之情。这种迫切当然是曹操自己的年龄过高所导致的。迫切之余，曹操也深知历代储嗣之争带来的教训和危害，轻则骨肉相残，兄弟、父子反目，如汉武帝；重则身死国灭，为他人笑，如袁绍父子。所以曹操希望的是在当事人曹丕和曹植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了结此事，故而以“密函”相访于外。

识趣之人接到曹操的“密函”，自然应当对其中的暗示心领神会，同样也用“密函”的形式予以回复。如此即可保证事不外泄。丕、植二人蒙在鼓中，自然也就不会有任何轰轰烈烈的储嗣之争了。

曹操所访的，都是自己的心腹智谋之士，理当领会得到曹操以“密函”相访的良苦用心。但是，不识情趣者仍有其人：“唯（崔）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

“露板”者，意谓崔琰的回复毫无遮掩、全不避忌，直接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曹操讨论储嗣问题。崔琰的这种行为是死读书的汉儒们的一种通病。君子无隐，君子明人不做暗事。做一名无隐的君子，是很多儒者的人生理想的制高点。君子于私无隐，于公亦无隐。更何况，在崔琰看来，自己支持曹丕的立场完全符合《春秋》之中的储嗣之义的不易“真理”，自然更加没有“隐”的必要了。换个角度来看，崔琰这种“无隐”的行为实际上属于一种精神洁癖、精神自私。他在个人品行上的修养的这点自私将曹操竭力掩藏的储嗣之争完全暴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