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它珍贵是因为近百年前，一家私营企业就已经有非常规范化的年报表，用户多少，盏数多少，发电容量多少，发电总度数多少，电费收入多少，收入支出及纯益多少等等等等，一切都如此详尽有序地陈列出来，并且妥善保存了下来。数字是沉默的，数字又是无所不言的，透过这一份份发黄的表格，我们看到一家企业有力的管理与有序的运转，那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啊。

电灯把福州城照亮了。灯光自然最早在刘家大院熠熠闪耀，照着雕花的窗子，照着曲线优美的风火墙，并从门缝中漏出，投到了宫巷幽静的沙包土路面上，投到往来行人好奇兴奋的脸上。

在电气公司轰动一时之后，刘家马上把目光投向另一个相当诱人的项目上：电话。

1876年英国人贝尔在美国专局申请了电话利权，之后，这个人与人之间最便利的勾通交流工具就在全世界蔓延开来。1882年2月21日，丹麦大北电报公就在上海开通了第一个人工电话交换所，当时用户只有二十多家。

福州的电话最早出现在1897年，在全国属较早有电话的城市。但与当时的上海、北京一样，也是由外国人置办的磁石式交换机一部，在各国领事、主要洋行以及若干洋人住宅间通话。1904年，闽浙总督衙门置备三部磁石式交换机，容量共100门，属内部小总机性质，仅供官府使用。1912年，官办的电话被私人接管了，成立了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者仍然是刘氏家族。

200，这是福州市民最初的电话用户数，1921年增至600部，1929年购买回1500门美国制造的史端乔自动交换机后，用户上升到1100户。小小一个话匣子，竟可以将千里之遥的声音真实传递过来？刘家的大门外，应该总断不了张着疑惑双眼探头探脑的人吧。他们看到了什么？看到满脸红光神采飞扬的刘家男人进进出出，他们连背影都是意气奋发的。

电铁工厂、玻璃厂、制冰厂、油厂、锯木厂、梨山煤矿公司、刘正记轮船行、天泉钱庄、数家典当行等等，刘家创办或参与投资的企业达12家之多，几年间接二连三锣鼓喧天地开张，这在当时的福州，与爆开一枚枚炸弹应该无异。

这里（南街花巷口）原先是刘家开设的天泉钱庄所在地。这个钱庄发行的信用流通券据说在福州市面上的信用度，甚至一度超过国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不仅在市内可以流通，市区周围的几个县也都可通用，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想象得出天泉钱庄的兴旺景象。银子像潮水一样滚进宫巷，滚进宫巷的刘家。他们成为当时福州的首富。

三十年代初期，电气公司设立了农村电化部，还在洪山桥科贡农村设电气化农场，并架设总长22.6公里的33千伏输电线路，开始向长乐连炳港送电，灌溉五万亩农田。福州至长乐，一条宽阔的乌龙江横亘其间，便在两岸建高54.9米的铁塔，电线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横跨江面730米。很容易吗？以今天的科学技术一点都不难，但在当时，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它是全国过江跨度最大的一条电线工程。1941年，日本军从长乐登陆，入侵福州，这一条水电设备也没有逃过魔掌，从此失去生机。从1934到1941年，高耸的铁塔与在头顶线面般丝丝越过的电线成为时尚一景，让过往的福州人看到现代工业迷人的一角。

刘齐衔的孙子中，最杰出的是刘崇佑和刘崇伦。

刘崇佑几乎不插手家族的商业活动，他热衷于另外的事。1911年3月他与林微因的父亲林长民一起创办了福建私立法政学堂，那是全中国三所最早的私立法政大学之一，他任董事长，林长民任监督，即校长。但是，真正让他扬名的不是办教育，也不是当福建省谘议局副议长，而是后来所从事的律师这个职业。在日本，他学的就是法律，真心所爱的也是这个职业。仕途本来挺看好，教育也办得有模有样，突然之间，他返过身来，竟又成了名躁一时的大律师。

有两起重大的历史事件跟他有关。

“五四”运动爆发后，福州人抑制日货特别起劲，日本驻华大使就说过：“闽仇日最烈。”1919年11月16日，日本“敢死队”六七十人在台江用刀棍砍杀青年学生及上前劝阻的市民，进行报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台江事件”。很快，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先在福州展开，接着全国纷纷响应。周恩来那时还是天津的学生会领袖，带头游行、抵制日货，又同四位学生代表一起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被逮捕。学联于是聘刘崇佑为律师。周恩来出狱后，被推荐赴欧留学，刘崇佑还赠予五百元作为路费。

第二件是1936年“七君子案”发生后，刘崇佑作为律师之一，长髯垂胸、慷慨激昂地登上了辩护席。“国家到了今天的地步，做中国人，有哪一个不要救国？救国是一种义务，也是神圣的权利。”他的话声若洪钟，每一句都咚咚作响，余音绕梁不绝。

而刘崇伦走的路却与他大哥大相径庭。其他兄弟去留洋学的大都是法律，只有他不同，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气工程专业，刘家兴办电气公司与他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1927年，41岁的刘崇伦全盘接手了整个家族企业。行走在二三十年代福州还相当陕隘的街头，宏大的理想壮志总是令这个身材不高却眉清目秀的刘家子弟目光如炬、步履铿锵。

然而，刘崇伦仅活了51岁。

一个腰缠万贯日理万机的富商，时间对他来说真正可以与金钱划起等号来，即使是年轻美貌的爱妾被公司中一个外籍职工诱走，他也仅挥挥手不去顾及。可是有一天他却从波涛般滚滚而来的金钱中抬起了头，他看到了什么？看到日本、那块他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土地上，已经有人、很多人呲牙咧嘴地磨刀霍霍了。

1927年，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不是提出过一个极其卑鄙无耻的“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吗？其主要内容就是阐述侵略中国的方针策略。“九一八”之前，刘崇伦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田中奏折”的内容。田中要“征服”的目标第一步是台湾，第二步是朝鲜，第三步是满蒙，第四步是全中国，第五步是全世界。“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太可怕，居然是这样的狼子野心！刘崇伦急急托上海印刷局复印多册，秘密散发。中国不能蒙在鼓里，得尽快醒来，每个人都应该“知暴敌侵略之将至”！他就是这么得罪了日本人，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刘崇伦去台江博爱医院割痔疮后回家途中被绑架，继而被杀害。葬尸何处？至今不知。

最鼎盛的时候，刘家把周围的两三座房子都买下了，连成一片，十分壮观，细细算来共有8进。但现在，却仅剩两进老屋残留在老巷里了，面积880平方米。岁月不能吞噬的是高墙的伟岸、薄窗的灵秀。前尘往事滔滔不绝地流逝，只有花厅小池里这些肥硕的红鱼一如既往地神闲气定。当年雄姿英发的刘家子弟可曾偷闲凭栏，俯视过诗情画意的这一幕？问鱼，鱼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