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祠，清政府为纪念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收复杭州有功的将领而修建的祠堂，祠堂的管理者是杭州八千卷楼楼主丁家兄弟，也就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仁的祖辈。

说不清是何时蒋公祠被毁，消失在绿荫深处。然而，一百多年前，蒋公祠对西泠印社来说，却是最重要的一个场所――1904年，丁仁等四位创始人在这里成立了西泠印社，从此，蒋公祠就被西泠印社作为筹划设计的总办公室和大本营，承担着社址建设的重任。

1912年，正在西泠印社积极起步发展的时候，一场变故却突如其来――

民国政府颁布新令，要收回原属于清政府的土地公产，蒋公祠也在其中。

这一年，西泠印社正准备开始营建山川雨露图书室和宝印山房，如果此时就失掉了大本营，印社如何能继续经营发展下去呢？

1912年7月，杭州正是盛夏时节，浓荫遮蔽的蒋公祠里，印社的创始人及其同人们正在商讨这个问题。

忧心忡忡的气氛充满着整个房间。

大家商量着要怎样呈文给有关部门才能说明原委。

这时，一个消息从南京传来，谁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消息，让西泠印社避免了新旧政权交替时期更大的动荡和不安。

底奇峰，回族，西泠印社社员，同时也是同盟会成员，1912年3月9日在南京去世。

底奇峰在上海《申报》馆旁经营一家“新世界”刻字铺，实际上就是同盟会的革命同志在上海的集会场所。辛亥革命期间，上海的同盟会成员为张贴革命文告必须要盖上大印，这枚大印也出自底奇峰之手。

辛亥革命开始后，上海革命志士在陈其美的领导下进攻上海制造局，底奇峰追随左右，慷慨杀敌，众人评价其“有烈士之风”。

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时，底奇峰先后任孙中山秘书，南京总统府印铸局局长。底奇峰去世后，孙中山特赠1000银元，同时派卫队护送其灵柩返回上海。时任上海都督陈其美也有500元相赠，并为其举办烈士追悼会。

如果在蒋公祠中祭祀这样一位新生政权的功臣，不正是情在理中，恰到好处吗？这个提议一出，立即得到社员们的一致赞同。

西泠印社社员汪切肤马上撰写底奇峰小传，然后恭恭敬敬书写在底奇峰铅笔画像之首。

紧接着，社员们着手起草第三份送交政府的呈文。

7月25日，杭县知事汪曼峰回复了――西泠印社“于研求美术之中”又蕴含着“敬礼先贤之意”，令人感佩！那么，就准许你们在蒋公祠中祭祀底奇峰局长，至于经营蒋公祠的费用，也由你们自己一并承担吧。

大本营就这样被保住了。随后，石交亭，山川雨露图书室、斯文墺 等先后竣工，西泠印社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不可移动的固定房舍，基础更加稳固。

1913年春，规模相对完备的西泠印社终于召开了第一次社员雅集大会，社员们也有了自己的首任社长吴昌硕，西泠印社涤荡在一片勃勃的生机中――

接下来的二十年是西泠印社发展的第一个黄金二十年。

即使不是金石篆刻中人，也愿意来到西泠印社，在这里小坐，欣赏这里的湖光山色，与印人一起品评金石佳作，海阔天空闲聊，然后将这一段烟雨诗话写进自己的文章日记中，西泠印社的声望也随之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然而，令人难以意料的是，所有这一切，临湖听雨，把酒倾谈，都将因为一场席卷全中国的血雨腥风而戛然而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

12月24日，杭州沦陷。

除了已经去世的创始人吴隐和社长吴昌硕，西泠印社日常事务的主持者丁仁、叶铭、王福庵等相继离开杭州，避难上海；一时间印社同人星散，社务活动无法开展，孤山社址恐怕也在劫难逃……

这时，一个叫叶秋生的人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如果不是因为抗日战争，在群星璀璨的西泠印社中，叶秋生恐怕就像孤山上这些不知名的小花儿一样，自己开了，又谢了，没人在意，甚至连照片也没有留下。

在西泠印社用来招待上山的游人休息饮茶的地方，原来的茶桌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同，它用一种被称作“金砖”的方砖做桌面。

现在，曾经的金砖桌面被西泠印社当作文物保存在汉三老石室中。

“金砖”过去专供皇家和寺庙使用，用于地面的铺设。1915年冬天，江苏常州天宁寺住持冶开法师仰慕西泠印社雅名，将寺中的6块金砖赠与西泠印社。印社就把这些齐整的金砖当作桌面，下面再安上石墩，6个别致的茶桌就制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