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最早的史料之一上面，明确记载了西泠印社的创立初衷：同道中人，聚集一起，本着继承前人遗产，研求金石印学的志向，创立了西泠印社。

史料中提到两个时间：甲辰年，1904年，那是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呼朋唤友在蒋公祠初创印社的时候；癸丑年，史料写成的时间，也就是1913年，这一年，社长一词第一次出现了；昌老就是指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

令人费解的是，西泠印社早在1904年就已经创社成立了，为什么第一任社长却是迟至十年后才产生呢？

西泠印社创社于1904年，创始人共有四位：丁仁，王福庵，叶铭和吴隐。

这四个人为印社的开创和发展可以算是殚精竭虑。

丁仁出生于杭州世家，祖父是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八千卷楼楼主。丁仁本人恪守家族传统，做事稳重受人信赖，因此，1921年，被公举为汉三老碑迎送工作的具体实施人。

在印社早期的雅集活动中，公开展示的被称作“开千百年印学之奇秘”的西泠八家印章，都出自丁仁的收藏；印社最早的建设用地是丁仁捐赠的丁家土地；印社早期的诸多事务丁仁也是直接管理者。丁仁曾先后几次将西泠八家的印章拓制成册，成为至今为止中国印学史上最为丰富的西泠八家作品资料。

《西泠印社志稿》评价丁仁“斥资建楼，永为社产，不私所有”“虽一石一木，必期尽善而后已”“偶画蔬果，亦艳雅动人”，尤其擅长刻印。

撰写仰贤亭内石桌上文字的王福庵也出身大家，先祖是鼎鼎大名的王羲之，父亲是杭州紫阳书院院长。他本人的篆刻典雅工整，被史家评论为近代“工稳印风的代表大家”。他的铁线篆书法更是“声震京华”，无人能出其右。

1920年，王福庵任职于北京政府印铸局；1929年，又应聘到南京国民政府印铸局，任技正——相当于现在的高级技师，中华民国政府印即出自王福庵的刻刀；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推荐自己的学生顿立夫参加人民政府的印信制作。

《西泠印社志稿》评价其“精刻印，得浙派神髓”，“为人孤冷，不问世事”。

样貌安详的叶铭常被人称作“古道热肠”。他每天凌晨即起，必先刻完前天放于桌上的印石然后才吃早饭。这一习惯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因此，即使到了82岁高龄，叶铭仍旧是精神矍铄，谈笑风生。

1910年前后，叶铭相继完成《再续印人传》和《广印人传》，成为我国记叙印人事迹的集大成之作。

而现在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清晰地寻访西泠印社发展脉络，全赖这位老人的苦心记录。这一部部重要的史料背后，是一个学者严谨的治史作风，也是一个普通印人对西泠印社的无私期许。

《西泠印社志稿》这样评价叶铭：为印社“擘画经营”，又“手纂社志”并付梓出版，“不独造福印林”，而且是“为湖山增胜”。

吴隐和叶铭一样，刻碑工匠出身，却极具经营头脑和社会活动能力。西泠印社创社后，他很快便在上海创办西泠印社书肆，整理出版印谱印论，并自制潜泉印泥出售。

吴隐最令人称道的还是他及其全家的捐资建社行为。从1904年到1914年间，吴隐共捐款490银元，他的妻子孙锦捐款40银元，侄孙吴善庆也为印社捐资建造鉴亭和观乐楼。

当年以吴隐的字号命名的“潜泉” 和“遁庵”落成后，吴隐特别规定，吴家子孙只能在此祭拜先祖，至于建筑及其物品等则要交给西泠印社管理和使用。《西泠印社志稿》评价吴隐“斥私财营之，举捨于社而不自私，可风也”。

这四位创始人可谓各有专长，但是，他们谁都没有当社长。

有人建议――要不就由四个人轮流来当社长吧。正当社员们对这个提法纷纷附议时，四个人却正在孤山上，紧张地筹划着社址建设，没有理会这一建议，社长的议论也就慢慢平息了。

1947年，一个叫章劲宇的社员在一次雅集集会上，曾经半开玩笑地与王福庵说起这事，章劲宇很不解，说：“我就不明白，你们几位先生辛辛苦苦创办了西泠印社却不肯当社长，一定要请别人吗？”王福庵笑着答：“我们创办印社，并不是想当社长啊。”

吴昌硕，加在他身上的名衔不可谓不多，“清代最后一位绘画大师”“现代第一位巨匠”“20世纪传统中国画四大家之首”，“金石书画大师”，于右任称其“诗书画而外复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元明清以来及于民国，风流占断百名家”。

1912年，吴昌硕68岁，正当艺术创作巅峰之时，声誉甚隆。这一年，他从定居的上海来到杭州，与西泠印社的朋友们相聚欢谈。

吴隐提议，何不请昌老任西泠印社社长？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众人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