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留给历史的影像总是这样不温不火；

他的绘画却色彩浓艳，墨气淋漓；

书法势如破竹，劲如强驽；

篆刻更是于秀丽中见苍劲，流畅中见浑厚；

这样纵横捭阖，气势磅礴的风采居然由这样一位面白无须的老人挥洒出来，不能不令人惊诧。

有人说，吴昌硕的形象其实很符合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竹布长衫，谦谦儒者。

清末，吴昌硕曾任江苏省安东县县令，然而，仅有月余，便挂印而去，专心从艺。一个月的县令生涯留给吴昌硕唯一的纪念便是这些印章了。

师友相交的任伯年了解吴昌硕的为人，特为其作《酸寒尉像》，画中人虽着官服，却面孔冷漠，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现在看来仍旧耐人寻味。

这样一位温文尔雅又成就斐然的大家做西泠印社的社长，正好符合西泠印社的创社理想。

1913年，西泠印社第一次社员雅集大会上，69岁的吴昌硕正式作为第一任社长出现在人群中，他挥笔写下一幅对联：“印岂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

这年夏天，吴昌硕写下《西泠印社记》，文中写到：西泠印社虽以杭州地名为名，却不囿于地域之限，天下名家兼收并蓄，这种风骨应该传扬。而我之所以接下社长一职，不是敢凌驾于社友诸人之上，而是希望能够常常与诸位君子商略于山水之间，在彼此的研讨切磋中增长学识，修养品性，而不仅仅只作为一个印人终此一生，这才是我个人作为社长最大的幸运之处啊！

吴昌硕成为社长后，西泠印社更有了印坛盟主的气象。

这是一个又一个曾在历史的星空中大放异彩的人物，他们身份各异，活动领域也不同，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头衔：那就是西泠印社社员。

1927年，以梅花为性命，以诗为精神的一代大师吴昌硕去世，他曾经小住在西泠印社的别墅“观乐楼”于是被辟为纪念馆；

然而，西泠印社的社长却空缺了——谁来接替大师的位置呢？

1933年，西泠印社正在杏花春雨的杭州举办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雅集大会，然而，像第一次雅集活动那样轻松而热烈的气氛却不见了；

这一年的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3个月后，他们进占承德，北平危机四伏；沉重与不安的情绪笼罩在社员心头；作为西泠印社的社员，马衡没有参加这次的雅集活动。

马衡，出生于宁波世家，家中兄弟五人先后任职于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被称为“五马行空”。而他本人最著名的头衔，则是故宫博物院院长。

1933年，当西泠印社的社员们齐集孤山时，马衡正在筹划一件“功侔鲁壁”的大事——北京故宫一万余箱的国宝正在做着向南迁移的准备；七七事变后，南京吃紧，马衡又带着这批珍贵文物开始了西运进入西南大后方的旅程；北平解放前夕，马衡决议留在北京，这些文物也要留在北京的故宫，于是他通过拖延时间等手段成功阻止了故宫文物的再度流失。

早年，当马衡还在上海过着富足的生活时，就被章太炎和于右任等人推许为“中国金石大家”。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考据学的传统，精通汉碑魏碑及文字学。1922年，马衡任职于北大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奠定了北大考古学的基础，被郭沫若称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