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当抗日战争的阴霾渐渐从中国的上空消散时，马衡这位国学大师也开始以领军人的身份进入西泠印社美丽的湖山中。

在王福庵的提议下，西泠印社的全体同人一致同意，由远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出任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

接替马衡出任西泠印社社长的，是一个叫张宗祥的人。

在西泠印社丰富的社藏文物中寻找，竟然找不到一枚张宗祥的自治印章――原来，张宗祥并不以治印见长――一个堂堂的印社，为什么要选择一个非印人做一社之长呢？

在中国丰富的近代人文史中，张宗祥经常与别人相提并论；他与徐志摩并称，因为两人都是从海宁硖石镇走出来的名人；

他与现代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并称，因为两人都在海宁县享有“神童”之誉，被称作“海宁文武两才子”。

两个神童少年时曾经约定，不论哪一种书，每天都要饱读几卷，然后互相问答，如回答不上，则要被罚，停止阅读其它书籍。

他又与马一浮并称，因为两人同为浙江人，而且又都是被公认的饱学之士。

李叔同曾这样评价马一浮，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至于神童张宗祥，32岁时已点读完二十四史，而他的抄书功夫更令人叫绝，他一天最多可抄两万四千多字，且都是蝇头小字，因此被鲁迅戏称为“打字机”。

这个满腹学识的“打字机”后来毕生从事古书抄校工作，共抄校古书多达六千余卷，这些古书不是稀世善本，就是绝版的孤本，经过整理、校勘后，还可以再版——

“手抄六千卷楼”印章为著名书法篆刻家沙孟海所刻，就是为纪念张宗祥整理古籍之功。

现存于浙江省图书馆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就是其中一套最著名的古书。1925年，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张宗祥在丁丙丁申兄弟搜集与增补的基础上主持补抄、重抄并重校，基本补齐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总册数已有36278册。

抗战时，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由浙江迁往四川，而后再回迁，这项重任的承担人是张宗祥。重庆大轰炸中，张宗祥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赶到青木关去检视所藏《四库全书》是否完整；而此时，他自己的家却不幸被炸，《四库全书》被完好地保存下来，至今仍存放在浙江省图书馆。

1963年，张宗祥任西泠印社社长。

新旧政权更迭之时，许多文化社团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西泠印社却凭借多年累积的声誉逐渐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印学社团。“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之外，“兼及书画”也成为西泠印社的宗旨之一。

在新的宗旨下，沙孟海，赵朴初，启功先后出任西泠印社的第四任、第五任、第六任社长。

沙孟海是马衡的同乡，擅写大字，被称为“海内榜书，沙翁第一”。杭州灵隐寺匾额“大雄宝殿”四字即为沙孟海所书，字体雄健酣畅，气势潇洒。

沙孟海还是一位造诣至深的印学家，著述宏富，代表作有《印学史》、《沙孟海论书丛稿》、《中国书法史图录》等，为宏扬我国书法篆刻等传统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

赵朴初，曾被周恩来誉为“国家的宝贝”，1993年，小西泠印社三岁的赵朴初担任西泠印社社长，他也是第一位非浙江籍的社长；启功，接替赵朴初成为第六任社长，启功也是非浙江籍的社长。这两位大家的名字，在今日的观众眼中，自然熠熠生辉；他们的成就地位也无须我们在这里赘述了。

西泠印社1904年成立，到现在足足经历了105年；这105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无数次的战火和变革中，西泠印社是否会受到影响？他们是怎样坚持，才让一个印学团体穿越了105年的风云变幻呢？

（责任编辑：小雅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