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0，107－－它们分别是西泠印社社藏文物总量和其中国家一级文物的数量。

这两个数字与省级和国家级博物馆相比，似乎并不起眼，然而对于一个社团――而且它最初还只是个私人社团――来说，这却是足以令人惊叹的数字。

特别是西泠印社共收藏印谱500多部，其中的国家一级文物竟有38部，每百部中就有7部印谱为一级品！专家们称：从明到清，重要的著名的印谱，西泠印社几乎全部收入囊中，它延伸的时序之长，质量之高，系统之完整，学术性和代表性之强，在世界印谱资料收藏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它收藏的印章从战国以来的古玺到明清流派印，共有4000多方，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印章发展历史系列，其中的明清流派印更是在业界享有盛誉，有59方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令人震惊的是，绝大部分的重要文物竟然都来自于西泠印社社员的个人捐献！

作为一个最初的私人社团，西泠印社如何能将这些重要的收藏纳于麾下？这些国家一级文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在满眼青瓦白墙红窗棂的西泠印社社址中，有一个建筑与众不同。

这是一个全部以青石为原料建起的石屋；取名叫汉三老石室。

它的建筑形态是宝箧印经塔样式，在中国目前已知的地面建筑中，这样的建筑样式只在庐山等少数地方出现过，非常罕见。

打开铁栅栏门，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藏品――

原来西泠印社如此戒备森严保护的不过是方石碑――这是一方怎样的石碑，为什么要如此隆重的守护呢？

石碑记载了一个汉朝人三世祖先的生辰、忌日及名讳，因此被称作汉三老碑。江南并非汉代文化的核心区，在这里发现东汉石碑，历史意义非比寻常；更何况这块石碑还具有更大的文化价值。

西泠印社副社长、书法篆刻家刘江介绍：在文字演变的过程当中，它是一枚最好的物证，它既有篆书的笔法，但是又是隶书，有些笔法、有些写体又是楷书的形式，所以它是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个过程。

如此重要的汉三老碑是什么时候落户西泠印社，又是怎样落户西泠印社的呢？

1852年，余姚严陵坞村一个村民在山中取土时无意中挖出汉三老碑。后来，石碑被金石学者周世熊收藏。

周世熊曾广邀同好者欣赏石碑，同时制作大量拓片发放。

从此，汉三老碑的声名鹊起，被人们冠以“浙东第一石”的美誉。

1919年，汉三老碑出现在上海古董市场，一个日本古董商人想出八千大洋购买。

华夏古物要外流，这个消息在当时非同小可，两个在上海的浙江人坐不住了。

沈宝昌，时任上海县知事，浙江绍兴人；姚煜，浙江海宁人，前清盐运使，上海海关监督官，当时正赋闲在上海逍遥地做着寓公。

听说“浙东第一石”要被日本人买走，二人星夜商议，想集资赎下汉三老碑。

以二人的影响和经济实力，集资赎回石碑似乎不成问题。

问题是，石碑赎回来时，在哪里落户呢？再归私人所有吗？时局动荡，人事更迭，要保证石碑稳定的未来，还需更为妥当地筹划处理。于是，已经成立十多年的西泠印社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1921年秋天，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丁仁派人来到上海，专程与沈宝昌和姚煜商议如何收购和安置汉三老碑。

这次见面后，丁仁决定，以西泠印社的名义，募捐收回石碑，并在孤山社址上修建汉三老石室，专门保存此碑。

时任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倡议并捐献财物，时间不到一个月，他们就收到来自65个人、共11270大洋的捐款。

包括浙江督军卢永祥，湖州首富张钧衡，上海县知事沈宝昌，前清遗老姚煜等等，这些捐款者的姓名、捐款数目被详细记录在这块石碑上；甚至包括捐款的支出用途——大到赎回石碑的资金，运费，原料费，小到油漆工、刻字工、玻璃工的费用，全部被一一记录在案。

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家罗振玉闻知此事，也捐出了自己珍藏日久的汉代“齐桓公吴王画像石刻”。

1922年，汉三老石室建成，吴昌硕为石碑回归撰文纪念；

1923年，冯煦为它题写匾额；

1933年，童大年为它书写对联；

1999年，朱家缙率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文物鉴定小组来到石室，经鉴定，汉三老碑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