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杭州湖滨路31号，杭州书画社三楼，包括沙孟海、诸乐三等人在内的数位书法篆刻名家，同时也是西泠印社社员聚集在这里。他们面前，摆放着大量印谱和印章，他们此刻的目的，就是要清点、审定这些印谱和印章的数目和价值。

一个星期后，清点工作接近尾声。学者们在西泠印社的文物志上写下这样的记录――已故西泠印社社员张鲁庵捐赠个人收藏品：历代印谱433部，秦汉印300余方，明清流派印1220方。

有好事者估算，张鲁庵捐献的这些藏品，单论那些浩如烟海的印谱，总价值就超过现在的一亿多元人民币。有趣的是，这些价值连城文物的拥有者，竟差点儿终身成为药店的老板。

提起张同泰药店，在杭州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张同泰药店开创于1805年，距今已有200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先人的努力经营，1910年，当9岁的张鲁庵以张同泰第五代掌门人的身份入主药店时，药店正是生意兴隆的鼎盛时期――店铺进行了大规模翻建，重建了石库墙门， “张同泰”店名三个金字凸显门楣。

自家的生意红红火火，年幼的张鲁庵却并不十分在意，整个药店中最能吸引张鲁庵的，恐怕只有古色古香的雕梁画栋了，因为他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些名目繁多的药材和药店的经营上。

张鲁庵对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亲自动手制作的鲁庵印泥甚至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业界传承。

这种绒线状的东西就是艾绒，它从艾草中提取，经过在水中浸泡和晾晒后具有极强的韧性，从而增强印泥的弹性。

同任何一种传统工艺一样，师傅们总不肯将自己的绝活儿轻易示人，我们无法拍摄印泥的整个制作过程，也无从知晓张鲁庵制作印泥的奥秘。

这种看起来漫不经心的敲打背后，是几代技师们的手艺累积，何时轻柔何时刚劲，关系着印泥的好坏。

经过精心加工的鲁庵印泥色泽静雅沉着，质感细腻。

即使再小的印文，钤在纸上，也是线条清晰，着色均匀，不油腻不干枯，恰到好处。

一部被海内外印人奉为经典的浩瀚巨制，他的编撰者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大家、因收藏毛公鼎而闻名天下的陈介祺。

《清史稿》称陈介祺“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 1852年，陈介祺将他收藏的7000余枚古印分门别类，辑成印谱，是为《十钟山房印举》。

《十钟山房印举》所辑印章内容丰富，加上编撰者本人在金石界的权威地位，因此，当年一经拓制，即引起轰动，成为中国印谱艺术史上划时代的一部巨著。

西泠印社所藏《十钟山房印举》共有100册，全部为手工印制。为收购整套印谱，张鲁庵付出了1000银元的高价。

这方印章非常特别，它的五面均有篆刻，因此被形象地称为“五面印”；而它的作者更是中国篆刻史上响当当的一位大家，他就是皖派的创始人邓石如。现在邓石如传世的印章真品仅30件左右。

这枚印章线条圆润灵秀，却于工整优雅间传递着浪漫雄浑的气息，张鲁庵为邓石如的气势所倾倒，当他听说原江苏巡抚刘坤一的后人收藏这枚邓石如印章时，立刻前往商议。

经过反复协商，张鲁庵终于以近300银元的高价购得邓石如五面印。

民国时期的银元是什么概念呢？

1929年到1933年间，一个银元能买七八十斤的大米，那时，一个县长的月薪也仅有20银元。

433部印谱，1500余枚印章，我们现在无法再统计当年张鲁庵为收藏这些珍品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连他的子孙也难以说清楚。而现在，它的文化历史价值，又岂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1961年，60岁的张鲁庵写下遗嘱：死后遗体葬于西湖边，所有藏品捐给西泠印社。

现在的西泠印社库房内，专门辟有这样一个房间，里面存放的，都是张鲁庵的捐赠。

这是西泠印社自创社以来，所接受的最丰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捐赠。

文彭、何震，这两个人在印学界的威名，大概可以相当于书法界的王羲之、王献之吧。

文彭，明代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之子。正是这个文彭，带动了文人刻石的风尚，引领着篆刻登上了艺术殿堂，因此，他的篆刻被后代印人引为金科玉律，受到顶礼膜拜。

何震，与文彭同时，一生以刻印为生。曾受过文彭的指点，与文彭情同师友。何震与文彭一起，开创了篆刻史上的流派，史称“文何”派。

“琴罢倚松玩鹤”，现在看来，这样的情境有如梦幻，不过，400多年前，这却是中国文人的生活实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