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这里可是贵客云集，王国维，康有为，林语堂，鲁迅夫妇，郁达夫夫妇，还有年轻的学生曹聚仁等等……在小小茶座迎来送往这些贵客们的，就是叶秋生一家。

抗战期间，叶秋生受印社创始人委托，留在孤山看管印社的社址建筑。

国家遭难，百业萧条，四照阁前的茶座当然也不比从前；三位创始人就想方设法筹集生活费，然后每月托人带到杭州交给叶家。

遗憾的是，我们经过多方寻访，始终没有找到叶秋生后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抗战八年中，他们是否曾经遭遇磨难；在他们平凡而孤寂的守候中，他们需要怎样的坚持？

总之，关于平凡，历史只记下了结局：1946年，当抗日战争结束，西泠印社的三位创始人陆续回到杭州时，他们在孤山上看到的，是基本完好的印社社址！

1937年，社员葛昌楹家遭受日军战火，拥有40多万卷图书和2000多枚印章的藏书楼传朴堂化为一片废墟，只剩了葛昌楹在硝烟中抢救出的数百枚印章。

这一年秋天，日军侵华的战火延及杭州，沪杭铁路中断，已定居上海的丁仁听闻此消息，赶紧让二儿子丁振平星夜乘船由绍兴绕道赶赴杭州，从八千卷楼家中取出包括西泠八家作品在内的名家印章完好带回上海。

1937年底，杭州沦陷，丁家最后一批人撤离杭州老家。临行前，他们只带走了简单衣物——或许过不了两三个月就会赶回来的吧！然而，丁家人没有意料到，这一走，竟是自己与杭州八千卷楼老家的永诀！

1938年初，从杭州避难上海的朋友带给丁仁一个消息——杭州八千卷楼住进了日本军队。

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有朋友捎信给丁仁——八千卷楼被全部烧毁了！

原来，杭州冬季寒冷，日军为了取暖，不断将丁家没有带走的家具拆掉当作柴火，没想到不小心酿成大火，木结构的丁家住宅如何禁得住火烧，最后，包括藏书楼“八千卷楼”在内，所有丁家住宅全部烧毁，位于杭州头发巷5号的丁家大院从此消失了！

悲愤之余，丁仁将儿子丁振平最后一次从家中取出的西泠八家印章拓印成册，就是这部《西泠八家印存》。

在这部由旅居日本的丁仁孙女丁如霞保存的手稿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作者的严谨和细心。

书的最后丁仁写道：“八家工五百余方，世守战争中”。

1939年，同住上海的西泠印社社员丁仁、高络园、葛昌楹、俞萃人等相聚一起感伤国事家事。在这场战争中，四个人家中的藏书楼全都遭受了劫难，现在，每人手中的印章都是经过这场劫难遗留下来的，何不把这些印章全部拓制成谱，如果印章再次遭难也可以让印文一直流传下去。

四人商议好，马上投入工作。

耗时十四个月以后，21部印谱终于完成了。这部印谱上起文征明、文彭父子，下至民国时期叶玉森和高迥，共收录273位名家印作1900余方。七七事变和杭州沦陷的这一年，1937年，是农历的丁丑年；所拓印谱特意取名为《丁丑劫余印存》。

以谱记史，把一场战争对人类文化的劫掠，寓于所示藏品，传于后人，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尚属首例；杭州虽然沦陷了，兵戈虽然还未停歇，但是，社员们在上海仍旧时时聚首，研讨金石，不减当年西泠孤山上的情致，这样的学人，这样的文化，还有什么样的劫难可以将其毁灭呢？

同在上海的西泠印社社员王福庵为此特别刻下这枚印章——“历劫不磨”，四个字构图简洁，清雅的线条却藏不住刚劲的刀法，直有一种坚定的力量透过印章扑面而来：印社无法再广聚同人，但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精神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们。

1944年，葛昌楹和胡淦再度合作出版《明清名人刻印汇存》，丁仁在序言中慨然写到“战争戈未止，文物我周旋”。

1947年重阳佳节，因战事而错过的西泠印社成立四十周年纪念雅集大会在孤山举行，曾经饱经战争忧患的同人们终于又相聚一堂。

1948年，81岁的印社创始人叶铭去世。

1949年，另一位创始人丁仁也已经71岁了，他抱病参加了西泠印社的雅集活动，活动结束后，还没来得及回到家中，丁仁就被送往医院。

他的老朋友王福庵前去探望，丁仁拉着王福庵的手说：“龙华已有炮声了，吴隐、叶舟两位先生都先我而去，看来以后印社的重担要由你一人承担了；解放以后，你可将印社交给共产党。”

这一年的7月12日，丁仁去世了。

1951年，王福庵同吴隐之子吴振平多次商量后，请人将自己的信转交给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申请将西泠印社所属房产、土地、社藏文物及露天文物全部捐给人民政府，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改变西泠印社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