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4年到新中国成立，西泠印社已经走过了将近50年的风雨岁月，那么多纷乱，那么多战事，没能阻挡这些人坚守印学的脚步。此刻，和平终于来临，文化理应继续传承。尽管三位创始人已经离去，尽管王福庵也已是古稀之年，恢复西泠印社的责任却一直都在这一代人的心中。

1951年9月，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接收。

西泠印社的社团性质至此完成了由私而公的根本转变。

接下来，王福庵潜心着手另一件大事――督导社志的编纂工作。

1957年， 77岁高龄的王福庵终于看到了《西泠印社志稿》出版发行。

三年后，1960年3月2日，王福庵在上海病逝。

1963年，西泠印社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杭州华侨饭店举行，本次大会第一次以选举的形式产生了首届理事会，产生了以张宗祥为社长，潘天寿、傅抱石等为副社长的印社领导集体。

新生的西泠印社眼看就要开始它新的征程了，然而，文革却又如骤雨般突然而至。

1966年，西泠印社被迫停止活动。

“黑窝”、“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接踵而至，许多社员被隔离审查，抄家、揪斗，甚至被迫害致死。

孤山社址上的摩崖石刻、楹联、石像首当其冲成为被“破四旧”的对象，眼看着一场劫难就要降临；这时，西泠印社的员工们成为印社文物的保护者。

他们自发地取下孤山社址上的楹联，藏入房间并锁好；又在“汉三老石室”的四周贴满当年流行的标语大字报；然后，用和好的泥灰将无法移动的摩崖石刻全部覆盖住；

为避免更大的损失，印社职工们甚至在杭州书画社燃起大火，烧毁了部分无用的字画和假古董。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为了迎接随时都有可能到来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全国各地的文化景点都在逐步恢复。

这一年冬天，西泠印社也接到通知，要求整修被损毁的印社建筑。

1973年，由香川峰云、青山杉雨等率领的日本书道代表团来到了西泠印社。

为接待日本客人，西泠印社在题襟馆举办了一场交流笔会。

这次外事活动，使当时的政府官员意识到西泠印社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

于是，1976年，覆盖在各个石刻外面的保护层首先被剥去了，石刻们重新开始了自由呼吸；

1977年，再次整修孤山社址；

1978年，整修后的西泠印社全面对外开放。

1979年，停滞了16年的西泠印社周年社庆活动在杭州隆重举行。

从此，西泠印社走过了平静的20年，同时，也是极大发展的20年。

这20中，西泠印社成立了西泠印社出版社和西泠书画院；创办了两份在专业领域广受赞誉的报刊杂志《西泠艺丛》和《西泠艺报》。

2003年，中共杭州市委做出了调整西泠印社管理体制的重大决策，要将西泠印社作为杭州市首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

综合改制后的第四年――2006年5月，西泠印社金石篆刻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11月，西泠印社被国家商务部重新认定为 “中华老字号”；在此之前，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已被评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中国印学博物馆是国家级专业博物馆、西泠印社社团也已被认定为国家级社团――至此，西泠印社已拥有五项国家级荣誉。

截止到2009年，西泠印社拥有分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法国等国及港澳台地区的社员60名； 百年西泠印社在他们眼中，有着怎样的魅力？西泠印社在海外，特别是日本、韩国等地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责任编辑：小雅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