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梁上层层梯田，使得能保存下来的遗迹少之又少，而且年代也偏晚。山顶上地势比较平，或许会有幸存的遗迹吧？”带着一丝侥幸心理，他们环山向山顶攀爬。

历史的时钟回拨至2004年4月12日，一个意外发现让这一天不平凡起来。

考古队负责人王京燕像往常一样在柿枣垣顶上勘察，队员冀保金、马泉则在断崖附近进行发掘工作。

就在山梁东南角的梯田断崖上，一片绿草丛中，隐藏着历史将要带给众人的惊喜。

忽然，冀保金表情神秘地将王京燕唤到身边，生怕别人发现似的压低了声音：“你快过来，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夯土？”

王京燕定睛一看，心中大惊：“是夯土！”那土层很紧密，是一层一层的样子。当剥掉表层的灰土，均匀而坚硬的夯层终于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虽然只有小小的一段，但足以证明此处建筑基址存在的可能性。

此刻，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对夯土的年代提出了各种设想：“这是什么时候的夯土？是战国还是汉代？如果是和出土的青铜器同属商周时代，那就太有意义啦！”

考古队员们顾不上多想，立即决定对这一小段夯土的周围进行扩大发掘，却是不挖不知道，一挖吓一跳。

在断崖附近，队员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即1号夯土），只是感到有一丝遗憾。

因为，当初遍修梯田，1号夯土已被切去一部分。

“根据夯土的位置初步推断，这属于防御性城墙。”但是，接下来的发现，又让队员对自己的推断产生了怀疑。

如果是城墙，整个夯土应呈现规律分布啊，而眼前的发现却是走向不同、不规则分布的残基。“这不是城墙！难道是建筑基址？”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2004年6月，起初的工作从试掘开始，考古队员挖通几条探沟，看到了几处被灰坑破坏掉的夯土，而灰坑中则有一些陶片。经过鉴定，它们属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期，那么就可以确定，夯土的年代要早于陶片的历史时期。

在柿枣垣的山梁上下，队员均发现有陶片，此外也出土了少量石刀、骨镞、卜骨、原始瓷片等印证商代的实物资料。经过拼接后，陶器终于显现原形，包括花边鬲、空三足瓮、小口罐、簋等等。

他们还从灰坑中采集了部分木炭标本和孢粉，并对一部分土样进行浮选。这样一来，可以为研究当时的气候、环境，以及遗址所属人群的经济形态、行为方式等提供基础资料。

这一重大发现证明，高红遗址文化并不属于游牧文化，而是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至此，也为之前陆续发现的青铜器找到了主人。

随后，大家立即在现场开始更深入的观察和研究。由于在遗址附近没有发现其他时期的陶片，而且夯层的厚度只有6至7厘米，不同于战国时期的十几厘米。队员们认定，这片遗址应属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期的建筑物。“虽然已经有了初步的结论，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接到王京燕的电话，在高兴之余，考古队领队马昇分析道。

接着，考古队马上组织力量对发现夯土的柿枣垣山顶进行钻探，以进一步确定夯土的范围、面积和性质。谢尧亭便开始带领钻探队，细致地钻探发掘。

那时，每天都有队员发现新的夯土，大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王京燕负责的探方内，有一座建筑基址格外引人注目，它东西长46.8米，南北宽15.4米，面积达720平方米，大致位于建筑群的中心，是整个工作区域中最大的一组夯土基址，即7号夯土。

再瞧那些夯土，土质纯净，夯窝密集，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看似是用五六根木棍捆绑起来做夯土工具的。

由于晚期破坏严重，人们所能见到的仅仅是高出地面的巨大夯土台，仍无法准确判断其功能。但如此规模的建筑，自不可等闲视之。

“这里绝不是一处普通的聚落居址”，凭借多年考古的直觉和敏锐的洞察力，王京燕认定，当年此处的建筑规模应该相当壮观，属于宫殿一类的房屋建筑。

所有建筑加起来，到底有多大规模呢？经过5个月的发掘，考古队共发现20余处夯土基址，其中有不规则形、长方形、“回”字形、曲尺形等，总面积达到4000余平方米。

如此规模宏大的夯土建筑，必须是掌握了一定建筑理论和熟练营建技术才能完成的，这到底是由什么样的集团建立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修建？这些建筑都属于同一时期吗？当时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