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吕智荣先生却认为，李家崖文化是鬼方先民的遗存。

可令人难以捉摸的是，据古史专家罗琨考证，在武丁卜辞中并没有伐鬼方的记载，只有对工方、土方、羌方等一个个方国的征伐。作为一个分布地域明确、曾是商王朝心腹之患的敌对方国，在武丁时期被大力挞伐，却不见于卜辞记载，这是为何？

那么，高红遗址到底属于哪一方国？是工方还是鬼方呢？

另外，还有一个大问号在队员脑中悬着。在群山连绵的吕梁山区内，零零散散出土青铜器的地点已达20余处，像高红这类小规模、易守难攻的遗址也许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会不会形似分散，却又一呼百应？会不会凝聚起来共同保疆守土、抗御外敌？

最终，真的是因为殷商王朝的大力挞伐，才导致这一政治集团的没落吗？其夯土建筑方法与商代中原地区有无区别？

无论它是商代方国的城址，还是用于军事目的的城堡式建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高红遗址是目前中国北方发现的惟一一处殷商时期有大型夯土建筑、与商文化面貌迥异的方国遗存。

首先，在黄河东岸、吕梁山区，能发现这样一处3000多年前的夯土建筑基址，在我省尚属首次，可以确定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定居的，以农耕为主、畜牧业为辅；再者，我们认为发现了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第三，尽管没有发现青铜器和建筑基址共存的关系，但可以初步认为，这两者属于同一时代，算是为历年来吕梁山出土的青铜器找到了归属。

在《左传·宣公三十一年》中就有一段对筑城的记载，足见筑城需考虑到时间、工作量、人员多少、所需费用等等，这些都需要严密的组织和制度，由专门的官员来管理。其实，到高红遗存的晚商时代，夯土的建筑技术早已成熟，与夯土建筑相关的一整套管理体系也已经比较完备了，它是在拥有熟练技术、周密计划、劳力财用调配得当的情况下得以完成的，众多的夯土建筑基址就印证了曾经的辉煌。

作为一个大的建筑来说，夯土时有很多柱洞，应该建有梁、回廊和台阶等等，但现在都没有了，怎么解释？只能说是被破坏掉了。到后来发现的26号夯土房，那时的规模已经很小。这说明，在殷墟二、三期时，它已由政治集团的中心沦落为一般居住区。或许，正是因为殷商王朝的大力挞伐，才导致了高红遗存政治集团的没落。

工方是在武丁的时候和商王朝对立的一个部族，具体地点学术界还有争议，有的说在北边，有的说在南边。武丁时记载，和工方发生的战争比较多。

说高红遗址属于工方，也只是一种推测，它也有可能是鬼方。它到底属于哪个方国，至今仍无定论。不过，无论是鬼方或工方，都曾经是商王朝大力挞伐的对象。

高红遗址处于孤岛式的山头，我们在它周围并未看到城墙，可既然是建筑基址，就应该有城墙啊。据推测，原因有两个，一是因地势险要，有河有沟，没必要修城墙，另一个就是城墙的范围可能更大，暂时还未找到。

此外还有一项工作要做，就是想找到当时的墓地。作为一个“定居式”文化来讲，居民有生活的地方，就该有埋葬逝者之处。那样的话，我们必须尽量扩大范围寻找。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有一大片墓地存在的。

（责任编辑：洛阳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