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人推测西夏王朝起源于西北，又强盛于西北，在它看来，西北是吉祥之地，所以它的陵台偏向西北角有图吉祥之意。但到底哪种说法更准确，目前意见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皇家陵园的石像生自东汉创制以来，其位置均列于陵园正门外的神道两侧，成夹道之势。但早已随着陵园的毁坏而消失的西夏王陵石像生，根据发掘的痕迹表明，初建时则全部摆放在陵城内，这更为唐陵、宋陵所不见。

就目前发掘的情况看，西夏王陵的陵寝墓室均是人为掏制的土洞墓穴，无一砖石结构。更令人不解的是在他们简陋的墓室内很少发现有贵重的陪葬品。

在对西夏王陵的整个挖掘清理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一直有个从未实现过的心愿，那就是希望能打开一个完全没被盗掘过的陵墓。

1977年的2月，机会来了。他们怀着这个心愿将目光聚焦在了陵区内的这座陪葬墓上。

七个月后当墓门终于被打开，突然出现在墓室斜角的盗洞，一下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失望了，这仍然是一座没能逃脱劫难的墓。心灰意冷的考古人员只得进行一些常规的清理工作，可几天后奇迹出现了，一尊造形精美的鎏金铜牛从黄土和沙石中慢慢地显露出它的原型。

这尊已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的鎏金铜牛身长1.2米，体重188公斤，通体鎏金，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在国内属首次发现，是一件无可置疑的国宝级文物。

与鎏金铜牛一起重见天日的还有一件与铜牛大小相近的石马。

2000年5月，考古人员在对编号为3号陵的陵城东南角进行清理时，在地下50厘米处发现了一个直径10多厘米、具有佛像特征的实心灰陶佛头。

当年9月，地面清理转移到了该陵的东门，就在这里，一个大体完整、带有翅膀、造型独特的佛像被清了出来。当时在场的宁夏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杜玉冰女士根据自己学术上的积累，确认此物名为“迦陵频伽”。

“迦陵频伽”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西夏王陵，说明唐宋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许多被赋予神的化身的崇拜物已走出佛经故事，作为一种艺术题材被广泛应用。

在国内的其他一些王陵，墓葬的归属大都各有所主，但西夏陵却不然。

随着考古工作者对西夏王陵发掘的深入，明显感觉到王陵的被损程度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破坏行为所造成的。专家分析，不管是从时间、地域，还是历史条件上都极有可能是蒙古大军所为。

史料记载，六征西夏的蒙古铁骑曾三次到达贺兰山下，西夏王陵是途经西夏国都兴庆府的必经之地。另外成吉思汗死于征讨西夏的战争期间，这也可能是给西夏王陵带来毁灭性灾难的重要原因。

据史料记载，西夏共传位十帝，除最后一任献城投降的晛帝被蒙古军队带到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萨里川祭杀外，其他九位加上开国帝王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都葬在了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如果是这样，西夏陵区内就应当有11座帝陵才能对号入座。但截至目前只发现了九座。有专家认为第八代、第九代帝王均死于1226年成吉思汗围攻西夏的战乱时期，此时正值国家危难，顾不上造陵。但有的专家对此说法持不同看法。

那么两座找不到踪影的帝王陵到底哪里去了？这也许永远是个历史之谜。

（责任编辑：洛阳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