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的一支发展为党项后，承袭了祖先的造酒工艺。党项内迁为西夏国的造酒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内迁后，出现了农耕和农业生产，党项人得到了许多粮食作物 ，这就为改进造酒工艺、增加酒的品种提供了契机。同时，随着对外的文化交流的扩大，党项开始接收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民族的造酒工艺。这些都使得党项的造酒技术大大进步，酒类的品种也开始多了起来。

西夏建国后，酿酒业更是的到了长足的发展。那时，他们已经开始从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农业生产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物品种和产量都显著增加，为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传统的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到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统治时期，西夏的经济、国力都达到了顶峰，酿酒业也随之而达到最为繁荣的时期。统治者为了保证他们特殊的酿造技艺不外传，还专门设置了“酒务”机构并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以管理酿酒作坊、发展酿造业。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详细规定了酒的生产与管理制度：必须在官府批准并颁发许可证之后才可以酿酒，否则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轻重视私酿酒的数量而定：百斤以下的，官员罚马两匹，平民判处３个月徒刑；超过百斤的，不论官民一律判处６个月徒刑。

在西夏时期开凿的安西榆林窟中就有一幅《酿酒图》壁画，这幅画向后人详细的讲述了酿酒的工具、过程、原料等信息。画面中央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灶台，上面是层层叠叠的方形器物。一位妇女身穿浅色的长袍，左臂卷着袖子，拿着吹火筒蹲在灶台旁正在烧火。灶台里面的火很旺，后面的烟囱冒着滚滚的烟。另一位妇女穿着深色的对襟大领长袍，拿着一个陶器站在灶台旁回头看着烧火的妇女，似乎在向她询问什么。灶台的左面放置着酒壶、贮酒槽、木桶等工具。从这两个酿酒人的性别、装束来看，这应该是西夏家庭酿酒时的一个场景。由此可见，那时西夏的酒文化十分繁荣，家庭也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

酒成为西夏人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好喝酒，而且常常饮酒取乐。西夏境内酒楼、酒馆很多，这也是都城兴庆府的一个特色。每当遇到什么节日或是高兴的事情，西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开怀畅饮。余阙所著的《青阳先生文集》就记载了西夏饮酒的盛况，说党项人性格质直尚义，平时相处虽然是异姓但好像姻亲一样。逢年过节，人们相互拜访，互致问候。老少相坐，只按年龄辈份而不论官爵高低。祝寿拜舞，上下猜拳行令、自娱自乐。喝醉后与乡邻亲戚互相道别，大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是常事。在统治阶级或贵族中，还流行着边饮酒边谈国事的习惯。据《西夏书事》记载，“元昊谋攻延，悉令诸侯酋豪于贺兰山坡与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髑（dū）髅中共饮之”，就是说元昊在采取重大的军事活动之前都要把那些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引用掺和这人血的酒，以示决心。

西夏人除了高兴时喝酒，在祭祀、盟誓仪式中要饮酒，在与仇敌和解时也要饮酒。西夏有着浓重的祭祀传统，一祀天，二祭祗，三享人鬼，四释奠先圣先师。无论是祭奠哪一类神鬼，都要准备丰盛的祭品和充足的酒。《天盛律令》记载：有“神迹”的牛马死后，要派一官巫，于“三司内领取三两香、一斗酒、三斤酥、原粮一斗……以祭祀”。仅仅祭祀一头神畜就要耗费一斗酒，可见酒在祭祀中的地位。

此外，酒还是西夏人对外战争的一件隐形武器。他们利用西部游牧民族“嗜酒”的特点，给他们送去精心酿制的许多美酒，引诱他们叛变宋、辽，投奔西夏。战士们立了功，朝廷也往往是用美酒来犒赏。宋朝大臣李纲总结西夏人特别能战斗的经验时说：“夏人之法，战胜而得首级者，不过赐酒一杯，酥酪数斤……”。由此可见，酒是西夏部队取得胜利的一个法宝。

西夏提倡饮酒，喝醉了人们又经常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偷盗。西夏的统治者对这种情况考虑的十分周全，这也许就是他们虽好酒，却不会因醉酒而误事的原因吧。西夏的法律规定，对那些酒后闹事的人不会予以重罚，酒醉时牵走他人牲畜或拿走他人财物，只要酒醒后送还就可以了，牲畜或财物的主人不能因此事而告状。但是，如果醉酒者在酒醒后仍不把牲畜和财物归还，就要被判处偷窃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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