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发现金器后不久，考古队发现了马坑，清理出了7匹马的骨骼，在这些骨骼旁，又清理出了许多纯金、鎏金、青铜、铁质、骨质的马具和马饰。

马坑南侧的一个坑里，留下了很多木头的痕迹，考古队采用石膏浇铸的办法，发现原来这里曾排列着许多造型灵巧的小木俑和小木马，木头已经全部腐烂，只留下轮廓和少许的颜料，兵士俑的脸上残留着当年涂上的红色，军士们有的背箭，有的拿戈，有的神气地跨在骏马上，排列成一种古老的“区”字阵型，看来，这是一支小型的仪仗队，在护卫着主人的地下世界。

根据中国古代墓葬讲究对称的规律，考古队判断，既然南侧有马坑，北侧会不会有车坑呢？发掘结果证实了考古队的推测。

北侧的车坑全长超过30米，是所有已发现的陪葬坑中规模最大的，位置与墓道南侧的马坑相对称，木质的车早就腐烂，只留下轮廓的痕迹，少许残存的漆皮上，还清晰地保留着彩绘的几何、卷云图案，花纹纤细流畅，可以想见当年车上的装饰有多么艳丽。

车坑一共清理出了3辆大车，每车驷马，车马饰件齐全，属于实用车，不过，它们并不是用来作战的战车。

复原后的车马更清晰地表现了独特性，它显得特别地尊贵和高雅，有一种王者气派。考古人员发现，这辆车和在陕西秦始皇陵墓发现的秦代铜车马一号车如出一辙，特别是车耳的造型几乎一样，连上面作支撑用的铁件数量都完全一致。

所有细节都说明，洛庄的车马来自千里之外的他乡，而车的形制使得考古人员基本确定，墓葬的所属年代很可能是和秦代非常接近的西汉早年。

洛庄汉墓的乐器坑，出土了各种古代乐器140件，有弦乐器、打击乐器和敲击乐器，甚至还带着调音的工具，在瑟枘上，2000多年前的丝线还依稀可辨。

当车马坑的清理挖掘还在进行时，由考古队副队长房道国带领的另一个工作组在墓区北侧开始了新的钻探，不出所料，他们也发现了一些陪葬坑。在陪葬坑的中央部位，距北壁大约有10米多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小铜环，小铜环直径大约有5厘米，上面还有木头的痕迹，考古人员轻轻地用刷子和竹签往下做，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铜器。

这是一个大约高50厘米、直径20厘米、重达几十斤的团型器物，扁圆体态，它的名字叫錞于。錞于的侧面雕刻着一幅苍鹰图案，整幅画仿佛一笔连成，洒脱自然，苍劲古朴。

和錞于在同一架子下出土的还有两个小器物，分别叫铜铎和铜钲，之后还发现了几个铜铃，錞于、钲和铎是古代军队在作战时使用的打击乐器，它们在同一个架子上组合出现，在汉代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

一天下午，考古队又发现了一个绿灿灿的物品，他们用竹签剔、剔、剔，越来越大，大概有30厘米高，上面有一个钮，还有铜销，花纹也做得很好，用刷子一刷就像新的一样———人们疑惑这是不是个编钟啊？

很快，一整套的编钟被渐渐清理出来。编钟一共19件，其中甬钟5件、钮钟14件，整齐地排列着，编钟的造型和纹饰风格简朴、手法洗练，可以清楚地看出秦代末期和汉代初期的工艺装饰风格。甬钟的挂钩做得相当精巧，老虎的头、龙的身子，造型很像马车的胁驱。

细心的考古学家发现，这套编钟的钟口有被锉过的痕迹，这是调音的方法，说明这套编钟是实用钟。

考古学界曾以为，1978年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编钟，是编钟最后的考古发现，编钟的制造工艺在战国后期已经失传。那么，洛庄出土的编钟会不会是前代遗留下来的物品呢？从形制和铸造工艺看，洛庄编钟和战国时期的编钟完全不同，专家判定它们应当是在西汉年间铸造的。洛庄编钟的出土改变了传统的看法，起码到西汉早期，编钟仍旧在铸造和使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