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晋侯苏钟是一套周厉王时期的标准青铜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但是，它的曲折经历更让人们为之着迷。

　　在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县所属地区有一个叫作曲村的小村庄。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座小村庄一直默默无闻。谁也没有想到，九代19位晋侯及其夫人已在这个小村庄的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如今，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的发现，证实了两千年前这里曾是晋国最早的都城。

　　目前这个墓地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还要继续发掘。但仅就我们已发现的，这些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的铭文上，都有着晋侯的名字，而这些晋侯的名字和《史记》晋世家列出来的晋侯名字，有的可以对应起来。据古书记载，苏是晋国的第八位王侯，史称晋献侯。他英勇善战，深得周王的赏识。在编钟里苏详细地记载了几千年前那场战役的始末，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然而，当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墓葬时，却发现已经有八座晋侯墓被盗，残余物凌乱地散在墓底。在考古学家痛惜这些失落的珍宝时，这座不起眼的小村庄却迅速地“著名”起来，不少文物走私者闻风而至，以高价收购这些被盗的珍贵文物，而这座村庄也因而迅速致富，被人称为“小香港”。在某位晋侯的墓地中随葬有一组精美的编钟，共有16件，可惜其中的一部分在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前，就被盗墓贼窃走，流落香港。

　　北大一位老教授回忆说，当时他们真是提着脑袋在考古。当地的盗墓贼配备的不是洛阳铲这种传统工具，他们装备的是冲锋枪、炸药和越野车，坚固一些的墓室都是被炸药炸开的。他回到北大以后，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再去了，以免把命搭上。在盗匪横行的战乱年代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我们还会理解，可我们的考古人员遇到这批盗墓贼的时候只是十年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当地的政府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直到前几年，侯马市抓捕了一批盗墓分子，枪毙了几个，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也与此案牵连被处理，才总算有所好转。

　　在香港漂泊几年后，国宝胜利回归，这要归功于一个人——马承源，上海博物馆馆长，他在上海博物馆工作近半个世纪，担任馆长达14年之久。由于家庭的熏陶，马承源从小就对青铜器、古文字有着特别的爱好。早年，他在大夏大学读书，学的是历史。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进入了上海博物馆。自此，他同我国的文物特别是青铜器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马承源和他的同事到处征集文物。一次，来到上海冶炼厂堆积的破铜烂铁场地，发现一件甑与釜相连的器物，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件难得的青铜器。经过他的研究，这是一件汉代的蒸馏器，它不仅可以蒸馏酒，还可以提取花露或蒸取某种药物的有效成分。这表明在公元2世纪左右，中国已经掌握了蒸馏技术。在长年的实践中，马承源练就了一双鉴定文物的“火眼金睛”，不知为国家抢救了多少文物！单是在香港，经过他手的就有包括青铜器、石刻雕塑、玉器、印章、陶瓷等3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有晋侯苏鼎、晋侯苏编钟等。

　　在香港有一条古玩街，马承源每一次到香港，都要逛古玩街。一次，他在美国好友范季融先生陪同下来到古玩街，在一家小店橱窗里看到一只鼎，不觉眼睛一亮。取出来一看，虽然表面土锈甚多，但从锈迹斑斑的铭文中，“晋侯”二字依稀可辨。上博馆藏的青铜宝鼎也有不少，但眼前的这一件可不是一般的东西，他反复地观看，似乎有点爱不释手。但当时马承源身上的港币已不多了，范先生见状，料定这是一件非同一般的文物，就讯问店主美国信用卡是否可用，在划卡成功后就将此鼎买下，随手交给马承源，捐给上海博物馆了。他们回到上海，经过清洗去锈，鼎身现出了43字铭文。这件西周中期(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末)鼎是晋侯因军功而赠给下属的一件器物，其铭文记载的是晋侯命令他去追击来犯之敌，战成后为此赏赐成套的兵器及十朋贝。西周时代铸铭晋器在此之前基本上没有发现过，此鼎便成为当时发现的西周中期铸有长篇铭文的惟一的晋器，弥足珍贵。 

　　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那里传出一条信息，即香港文物市场上有一套14件的编钟，钟上的铭文是凿刻的，这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当地某些博物馆和收藏家都不敢轻易出手，认为有伪造之嫌。当1994年照片和铭文传到了上海后，马承源凭他多年研究青铜器的经验，根据仅有的资料，断定是真品，毅然决定抢救回沪，用重金从香港将流落在外的晋侯编钟购回。马承源说：“我当时马上告诉香港这个古玩店，‘这14件钟，你不要给别人看，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古玩行有这个规矩，给人看了以后，只有不要了以后，才可以给第二个人看。’我跟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这套钟是了不得的东西，我们赶紧要把它寄回来。大概寄了十二三个箱子，装的大箱，装回来了，装到上海博物馆。打开一看，这确实是非常早的晋侯墓编钟。”从此，晋侯苏编钟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虽然上海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很少，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周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品质，均著称于海内外。这些藏品不仅来自大陆，也有不少是从香港等地回归。仅在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前后，便有数百件文物从香港陆续回归，其中不乏对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有重要帮助的重器。

　　晋侯苏编钟归藏上海博物馆的当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盗掘后的山西翼城与曲沃县交界处的曲村—天马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得到了十数件青铜器，其中有两件晋侯苏钟铭文也是凿刻的，与上博所藏的14件编钟如出一辙，经考究原来它们竟是完整的一套，16件编钟的来龙去脉因此真相大白。

　　这件距今已约有3000年的青铜重器，无论从历史和艺术价值上都堪称国之瑰宝。可是，就是这样一件瑰宝，当初却被许多人误认为是一件赝品而四处漂泊……幸运的是，由于一位老者的慧眼识宝，它才得以重见阳光，恢复了昔日的风采。

　　形制精确，方能保证音律精准，这在今天也不易办到。合理的金属成份配比和规范的外形尺寸，以及工艺上的特殊处理，使编钟达到了令人赞叹的音响效果，所以说晋侯苏编钟实在是一件稀世之宝。

　　晋侯墓地出土文物是山西进入文明时代的直接物证，不但种类繁多，而且无论青铜器、玉器还是陶器，件件工艺精湛、美轮美奂，基本上代表了周王朝最高的技术和艺术水平，但是晋侯墓地的考古价值并不完全在这里。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自桐叶封弟以后，从唐叔虞的儿子燮父开始的九代晋侯全部被发现了，而且和《史记·晋世家》完全吻合。要知道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这些晋侯生活的年代已有1000年左右，而在他之前又没有任何正规系统的史学专著可供参考，能准确到这等程度，实在令人佩服。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