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这一偶然发现不仅使一个重要文物重现于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字开始又为世人所知，可以说，张澍是第一个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他对此也很高兴和自负，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中宣称：“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奇书矣！”又写诗说：“昔我曾编夏国书，未成而废感焚如。摩碑今日排尘土，译字何人辨鲁鱼？”张澍曾撰有《夏书》一部，书稿5捆置于书架之上，被家人当作废纸收去一火焚之，成为终身恨事，因为发现西夏感应塔碑，给予他莫大的安慰。1956年，叶剑英元帅视察河西走廊，在武威曾写下“气压低过乌鞘岭，机车夜入古凉州。五凉故事谈遗老，西夏钟文在土楼”，即是称赞张澍发现西夏碑一事。

 

 

西夏受汉族文化影响，遇事也多立碑记述。《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是我国迄今所见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内容最丰富、最有价值、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它不仅镌刻上乘、书法精美，而且对研究西夏的语言文字、社会经济、帝后尊号、纪年、官制以及当时民族关系、佛教盛况和西夏文字方面，都是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堪称瑰宝。如果说“西安碑林是世界上最大的石书库”，那么西夏碑则是未被石书库收藏的一部“珍藏善本”，弥足珍贵。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被列入其中，足以证明张澍发现该碑的重大意义。

 

西夏文字是西夏的法定文字，在西夏广为传播和使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是西夏文化的“灵魂”。但是，西夏字笔画繁复、类若符篆，大约到明末，随着党项族的消亡，便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这一重要文物的重光于世，就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西夏文字，加之碑文采用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来雕刻，是一部西夏文与汉文相对照的珍贵的“字典”，这样就可以利用汉字来找出相对应的西夏字，使释读西夏文成为可能，对研究西夏文这一古老失传的民族文化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欧洲的一些学者最后认定并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的依据也均为《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可以说《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的发现开启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发端，在西夏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碑文对研究西夏姓氏、官制也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补充了史籍文献缺载的材料，如碑文中提到“先后之朝，西羌梗边，寇乎凉土”。这里的“先后”应指西夏惠宗时期梁太后，“西羌”应指当时在青海的吐蕃政权。这次战争，据西夏文碑铭记载，发生在大安八年(公元1082)，汉文史籍语焉不详。公元1092年（夏天祐民安三年）凉州大地震，震坏了感应塔，这一记载是过去文献失载的，为我国地震学工作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有助于我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受到了有关专家的重视。

 

除了上述之外，此碑文还反映了西夏的文学风格、特点和达到的高度。比如塔碑19至21行有一段四、七言对偶的骈文；很有特色：“五色瑞云，朝朝更复金光飞，三世诸佛，夜夜必绕圣灯现。一劫完毕，先地获道心喜跃，七级悉察，福智得人佛宫至……”热情称颂了修成此塔之后将佛法得以宏扬的美妙境界，把文学和佛学融为一体，用文学语言把佛教的玄机奥理美化得天花乱坠。塔寺修成后的美丽庄严用“木干覆瓦如飞鸟，金头玉柱安稳稳，七珍庄严如晃耀，诸色妆饰殊调和。绕觉金光亮闪闪，壁画菩萨活生生。”被这种特殊格律的诗文描绘得神采飞扬，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再加上青雾缭绕的殿堂，各色各样的神幡和明亮的吉祥香炉（“一院殿堂呈青雾，七级宝塔惜铁人。细线垂幡花簇簇，白银香炉明晃晃。法物种种具放置，供应一一全已足”），更给护国寺增添了庄严、肃穆的气氛。整篇碑文气势宏伟阔大、章法谨严清晰、词语雅正优美、风格凝重庄严、语言生动流畅，字里行间都饱含着对佛法和帝王的崇敬之情，多用重叠的手法增饰艺术效果，反映了党项民族文学的独特风格。

 

党项人善长歌舞，但文字记载的资料反映得较少。《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首左右侧伎乐天，头戴宝珠冠，有光圈、头戴项链璎珞连接，两目下视，睨睨动人，身姿丰腴健美，五官端丽妩媚，袒裸上身、赤露双脚，腰身分别略向左、右倾斜，一腿微屈着地，另一腿抬起，脚尖向上，双手各持一条长绸带，一手举到头上，另一手曲于腹前，相对作挥舞绸带的姿态，掀起美丽的波浪式绸花，舞姿奔放而优美，使人想起了白居易《胡旋女》中描述的“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己时”的胡旋舞。这种具豪放、刚健之美的乐舞，具有游牧民族的特色，洋溢着蓬勃向上的西夏风情，反映出西夏舞蹈的风俗，是研究西夏舞蹈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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