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顾炎武在《天下君国利病书》中说到明代所见的情况：“垒石为碉，如浮屠数重，门内一辑木上下，货藏于上，人居其中，畜圈于下，高至二三丈者谓之鸡笼，十余丈者谓之碉。”以上文献所记地区的具体位置，学界意见不一，例如关于附国所在，任乃强先生以为在今四川甘孜州一带。辖地包今道孚、炉霍、甘孜、德格、康定、白玉、丹巴等县。岑仲勉先生认为附国即吐蕃。但有一点毫无疑问，这些垒石建筑至少在后汉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横断山脉地区，而且从文字的描述看它们就是碉楼或者其雏形。并且，从公元前到公元后相隔近800年的三次记载中看，建筑已经从简单的累石为室的“笼”(虽高十丈，但依然是“笼”，因为形状是圆的)发展为“状似浮屠”的塔，已经成为菱形。

 

任乃强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在横断山脉地区考察时，曾对康区的“高碉”做了这样记述：“夷家皆住高碉，称为夷寨子，用乱石垒砌，酷似砖墙，其高约六五丈以上，与西洋之洋楼无异。尤为精美者，为丹巴各夷家，常四五十家聚修一处，如井壁(备)、中龙(路)、梭坡大寨等处，其崔巍壮丽，与瑞士山城相似。”我在中路乡遇到的一位村民说到小时候见到的碉楼时，使用了“密密麻麻”一词。现在看上去，丹巴的碉楼已经可以说是形单影只了，但丹巴地区的碉楼依然不仅在中国数量最多，类型也是多种多样，从最古老的遗址到近代的碉楼、宫堡都有，是一笔伟大的遗产，呈现了横断山脉地区石砌建筑从实用的形而下向抽象的形而上、从简单粗陋的垒石到工艺复杂的宫堡建筑发展的完整历史。

 

据丹巴县文化馆馆长益西桑丹先生说，文革时候要毁弃许多古碉，用炸药竟无法炸毁，只有一块块取而拆之。他曾经看着人家拆碉楼，有一石块下面留着当时砌墙的人抹泥浆留下的手印，那人的一个手指竟然有现在人的两个指头那么粗。还发现一件皮衣，有50多公斤重，现代人根本穿不动，古代的丹巴人也许是些巨人。在喜马拉雅南麓，这种石砌建筑更早的记载来自关于西藏的文献，据《西藏建筑的历史文化》一书说，敦煌古藏文写卷记载：“在各小邦境内，遍布着一个个堡寨。”堡寨就是石砌建筑。在古格地区，今天依然有58处古代高碉的遗迹。在公元前127年建造的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已经是一座高碉与宫室结合的宫堡式建筑。就是在经过2000多年间的多次的修改翻建后，现存的雍布拉康依然会令人立即想到丹巴地区晚近出现的碉楼与宅院结合的形式。

 

公元7世纪，吐蕃控制了四川云南西部地区，形成过一次移民。一位来自西藏阿里的叫做盘热的将军，曾经在这个地区修建石碉组成的长城，据说他修建了1020个，北起青海的果洛，南至云南的中甸(《神秘的古碉》)。在松赞干布统一西藏以前，西藏盛行的是原始的苯教，后来在8世纪中叶，藏王赤松德赞兴佛灭苯，大批苯教徒流亡横断山脉地区，兴起了又一次移民浪潮。这些移民显然在技术和形式上影响了原住民的累石为室的传统。有资料说，古碉的修建者是住在雅砻江以西的纳西人，但在纳西人的地方，建筑已经汉化，完全没有任何碉楼的痕迹了。碉楼最初的起源显然是为了栖居，同时它也可能是萨满教的神坛，《马尔康县志》说，土著居民曾经修建四方形的无窗石碉作为祭祀的神坛。在仇杀时代，它长高了，位于顶端的神坛也随之升高，下层兼有防御敌人的功能。在苯教传入后，碉楼被赋予更具有形式感的宗教色彩，发展到用苯教的符号来装饰。碉楼盖得越高，就越接近天神。(现存最高的碉楼在金川县的安宁村，高达49.5米)但这需要很高的技术，在原始时代是做不到的。在近代，高碉逐渐从实用性的居住中被逐步淘汰，只保存了其形而上的功能，作为与诸神世界联系的通道和象征(丹巴的藏式民居屋顶有四个高出的塔状石角，这个小屋一般就是供奉神位的经堂，它象征性地代表着碉楼)或者社会地位及财富的象征(本地人家里生下男孩后，就得开始备石取泥，筹建高碉。倘若男孩长大成人，家碉还没有修好，就别想娶到媳妇。普通人只能建四个角的碉楼，地位较高的人才可以盖四角以上的碉楼。据说蒲柯顶村的十三角碉楼就是头人修建的)。以至地方特色的象征(丹巴县城中的现代水泥建筑屋顶上也用四个水泥桩象征碉楼)。

 

在横断山脉的影响下，丹巴碉楼这种建筑形式，既自我封闭，当碉楼在其他地区已经消亡之后，在丹巴却得以化石般的成系列地保存下来；又在时间中吸收各种影响，自我改造，从碉楼与宅院结合的形式发展到碉楼最终在藏式宅院中符号化，使这种古老的石砌建筑达到有利于当地人诗意和谐地栖居的最佳形式。一个个天堂般的小型庄园，只是没有农奴而已。丹巴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领导同志在视查甲居藏寨的时候，情不自禁地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