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楼本身从简单的垒石到技术越来越复杂的更高生长，也是一个人类历史从形而下的生存、实用到形而上的精神生活升华的过程。底层储藏水、粮食，中间居住和防御，最高处是神坛。这种神人同居，神总是位于高处的模式被保留下来，形成当代丹巴藏式民居的基本模式：底层圈养牲口，第二层是起居室和厨房，第三层是卧室、阳台，最高的一层是经堂。虽然已经取消了碉楼形式，但从底层到最高层，建筑的次序依然是从具体的实用到抽象的精神领域上升。丹巴的石砌建筑，无论是横向的历史遗留还是纵向的具体建筑实例，都暗示着人类生活从形而下向形而上的过程，但丹巴在这两极之间并没有极端化，它发展得更实用更适合于本地人舒适安心地栖居，也保持了与诸神的联系，保持着在庸常生活中对不可知世界的敬畏。

 

就像在中国内地，土木结构的建筑是已经达到建筑艺术的最高典范那样，在中国西部，石砌建筑技术也达到了中国建筑的最高水准。丹巴的碉楼一般高达三四十米，如此之高却不用外搭脚手架，建筑工作在内部完成，没有图纸，完全凭工匠的经验，高碉就像布达拉宫那样，采取的是收分式，就是从底部向上逐渐内敛、收小。墙面每隔一定的间隙要放置木质墙芯，以保持建筑的平衡。工匠找角度和水平全凭眼力和感觉，最终的结果是碉楼像金字塔一样稳固。七凸八翘没有一块相同、大大小小的石块垒砌成平整如砖墙的面，工匠必须具有复杂的处理各种材料之间犬牙交错的矛盾的能力，这种艺术是看不见的，因为最终导致的是平整的墙面，其实里面蕴藏了复杂精湛的艺术。我站在碉楼的一个角观察，确实可以说是锋利，想起关于布达拉宫的传说，说是一只羊如果顺着布达拉宫的墙角放下来，落地时就被划成两半。

 

文革时期人们企图消灭这些古代的怪物，使用了炸药，但炸药灰飞烟灭，碉楼岿然不动。只好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橇。一个村民告诉我，最好的办法是把底层的窗子封起来，然后往里面灌水，过一两个月，它就倒掉了。因为黏结石块的材料是泥土。碉楼的入口离地面都在3米以上，爬进去把梯子一抽，无论野兽还是敌人都无法进入，里面可以储藏饮水和粮食，一般楼层在十层以上(据1932年到过丹巴的任乃强先生说，他曾经见过高达18层的碉楼)一个家族在里面住上半年完全不成问题，而且攻击敌人轻而易举，没走到碉堡跟前已经被箭矢击毙。就是摸到了碉堡下面，也免不了被乱石击中。“其扼要处必有战碉于墙垣间以枪、石外击，旁既无路，进兵必须从枪石中过，一碉不过数十人，万夫皆阻”。(赵冀《皇朝武功胜记》)

 

清朝乾隆皇帝不知道这一点，他低估了横断山脉地区人们的生存智慧。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因边境争端，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起兵攻掠革布什扎及明正两土司的属地边境，清廷先是命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平息，“前临激流河川，背依险峻山崖，碉寨石卡坚固，易守难功，清军阻滞”，又命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四川总督，统兵3万，分两路进剿。打了一年还是打不下来，清廷又派大学士讷亲督师，讷亲采取以碉逼碉，逐碉争夺的战术，依然打不下，乾隆皇帝大怒，斩了张广泗并赐讷亲死。又命令大学士傅恒前往，起用已废黜还籍的名将岳钟琪，并增调精兵3.5万人，迂回绕开密布的碉楼，直逼大金川土司官寨，莎罗奔叔侄才出碉投降。这次金川之战，用兵7.5万，耗银2000万两。到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司之间再次互相攻击。清廷命四川总督阿尔泰进剿，他进兵打箭炉(今康定)半年不动，被罢职后赐死。清廷又命大学士温福为定边右副将军，由云南赴四川督师，以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再度率兵征战，进入横断山区碉楼林立的险恶地带。桂林打不下来被撤职，又命温福为定边将军，温福又袭用以碉逼碉的战法，建筑碉卡数以千计，将2万余兵四处分散，温福打了半年，被土司索诺木突袭，击败清兵万余。温福中枪阵亡，兵士阵殁3000余人。又派阿桂为定西将军，明亮、丰伸额为副将军，舒常为参赞大臣去打，动用了当时清朝最先进的大炮，包括威远炮、冲天炮、九节炮等。《清史稿》详细记录了战争的过程，其中写道“海兰察与额森特计分兵六队，力攻第九、第十二碉，先下，进取第七、八两碉，力战冰雪中第五碉尤坚厚，海兰察运炮轰击，昼夜无稍修，碉乃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月，战事才结束。这次战争，清廷耗资7000万两白银，阵亡文武官员732名，阵亡兵士25000余人，云南总督张广泗、四川总督阿尔泰、大学士讷亲都因作战无功而被朝廷处死或赐死。《清实录· 藏族史料集》中说：“虽然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矣，然费币不过三千万，成功不过三年。兹金川小寇，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成功亦迟至五年。” “金川小寇”及诸葛亮的“不毛之地”论，误后代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