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侠义是武侠的价值原则，江湖是实现侠义原则的武侠场景。但正如所有战争都并不必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江湖打架也并不必然有侠义与非侠义的对立。虽然人们都知道“春秋无义战”，而从古典的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到现代的革命与反动的二元对立，都在实际上不允许承认“正义”的虚无。所以，梁羽生在要为武侠小说做出一个定性的解释之际，他只好用“正义”来判定武侠了。

历史上不断出演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并由它们的惊奇与复杂构成了一幕幕好看的戏剧，但历史的总体性质却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武侠小说也不例外。梁羽生如日中天的时候，金庸、古龙就悄悄开始了对侠义的思考，侠于是从“正义”走向“亦正亦邪”，为的是更加接近人性的本质。到1980年以来的“后金庸”时代，世界由资、共两大阵营与美、苏两大巨头演变为多元政治与文化格局，也带来了全球化视野之下武侠核心的变化。武侠的历史不再执着于殖民亡国之恨，而更多地是冷战时代的地下斗争，人性不再服从于群体政治而宁愿表现个性自我。

武侠从这里开始变了一个样！

金庸讲“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温瑞安在90年代却更多地表现了四大名捕的有心无力，他在《平妖记》后记中宣称，“江湖不过游泳池”，“武林不过污泥地”，已经没有那份令人热血沸腾的神秘与神圣了。四大名捕的热血苦斗，不过只能维持既有的艰难之局。善恶互转的古典江湖，于此变成混沌一片的现代江湖。

武侠不再是历史规律的形象化演绎，而是社会存在的想象性表现。

武侠的核心从一元独尊、固求必胜的“正义”，变成了多元共享、不求必胜的“江湖”。

“江湖”意义的变迁，造成了武侠文化意义以及武侠小说根本面目的变迁。

21世纪大陆新武侠正是这一武侠大变动时代的产物。

如果说武侠仍有价值，那么，价值事件必然始终以一种世界结构为基础，江湖就是武侠事件所依托的世界结构的现实图景，大陆新武侠在现代江湖中激荡着他们鲜活而刚毅的生命。传统已经揭示，真正的侠，将不属于任何帮派，他们是浪迹天涯的“游侠”；他们自身的行为，也许“不轨于正义”，但他们却是善恶的评判者，有力挽狂澜的神奇力量。张丹枫、令狐冲、楚留香，莫不如此。而在现代江湖中，正如新近上演的香港电影《江湖》所揭示，即使身为纵横江湖的龙头大哥，最终不免死在小混混的乱刀之下。英雄当然也有超凡的力量，可是他们不再受到命运的特别眷顾，他们只是被江湖规则颠来簸去的有本领的普通人。这个已经由温瑞安初步揭示但仍显模糊的“现代”江湖，在大陆新武侠中有了进一步明确和深刻的表现。

小椴的长篇小说《乱世英雄传》就深入揭示了这个道理。骆寒一踏进江湖，他就被编织进江湖的复杂网络中。而控制江湖的运作规则，并不是善恶的伦理原则，也不是强弱的力量原则，而是一种江湖生存的制衡原则。江湖已经成为一个超级稳定的平面结构，无论是善是恶、是好是坏、是强是弱、是美是丑，甚至一个小帮派，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所谓征讨诛伐、分合聚散，我们看到的表面意义其实往往都不是最后真实的谜底，更不要过早地说你已经知道结局。正如布什打伊拉克，难道仅仅只是为了一个萨达姆？虽然异常复杂，却一切又如此地简单，甚至没有崇高、没有深刻，一切都不过是江湖生存的制衡原则。袁老大、文翰林、淮上义军、江船九姓，彼此其实并无刻骨的仇恨，但他们却为了各自的生存原则、生存利益与生存性情，组成了并不阵营分明的捉对厮杀。当然，在最后关头，因为毕竟还是武侠小说，他们中稍有些“善”的不同集团和个人，最终会同仇敌忾，表明“正义”的胜利，但这胜利却那样的暂时和惆怅！田横五百，一刎江湖，“江船九姓”里最美丽的萧如，低吟着悲壮的诗，她死了。更可怜的，“人生何益，人生何极？寂寞何奈，寂寞何极？‘宗室双歧’，名毁一夜”，平生梦破，已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一个江湖回合结束，残山剩水，却不是新桃旧符。而江湖那一种独特的魅力，一种难忍难抛的魅力，却并未稍有消减。

这样的江湖，因此有一种超越了传统喜剧与悲剧的正剧感。我认为这是大陆新武侠超越港台新武侠的重要标志。金庸的人物大多回天无力，只得归隐林泉了事，评论者多认为体现了深邃的悲剧性，一是失去了精神家园的孤独感，一是无力承担历史责任的非英雄感。古龙力倡“欢乐英雄”，以“肆意陈欲”来表达人性自由本质的喜剧感。这些都在大陆新武侠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