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侠文化研究视角的演变

到目前为止，我对中国侠文化的关注已历十余年，这中间经历了研究对象、范式和观念的变迁。

最初接触中国侠文化是从阅读武侠小说开始的。读过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没有署名的一本《残肢令》（后来才知道作者是陈青云），时为1986年，血腥、残忍、怪诞，并没有给人留下好印象（只记得海鸥令主和白面僵尸怪了）。但后来读的《七剑下天山》和《书剑恩仇录》，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好看，而且颇有回味的余地。也许是“螺旋式上升”吧，竟然从中开始了对中国侠文化的浓厚兴趣。1990年开始结合中国侠文化进行文学研究，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江汉论坛》1991年3期论《水浒传》的一篇文章，责任编辑为张仲良先生（原文有12000字，张先生将其删为7500字。后来我仔细对照了张先生的笔削，从此才走上学术论文写作的道路。再次真诚地对张仲良先生说一句：“谢谢您！”）。接着，从中国侠文化角度讨论鲁迅、郭沫若、陈子昂的文章先后发表。这是我研究中国侠文化的“自发阶段”。

从1992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对中国侠文化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侠文化形态论”和“游侠史论”（先秦至唐）两个系列的十余篇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这时才进入我研究中国侠文化的“自觉阶段”。

1994年7月，动笔撰写《中国侠文化系列丛书》一套四种，次年底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是少年激情，60余万字，只写了8个月，全部是手写，稿子有两三尺高，手磨起了茧子。终于促成了我买第一台电脑。当时的稿费有18000多元，是我第一笔存款），提出了中国侠文化的四个重点：游侠、武功、江湖、武侠小说。该书出版后，国内有约20家报刊发表书评及报道，并在西南师范大学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选中，名列仅有的两项学术著作一等奖之一（另一项是崔延强博士翻译的《亚里斯多德文集》）。这可以说是对我历时四年的中国侠文化研究的一个总结。

1995年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体弱力衰，病痛缠身，我遂忙于家事，同时准备考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停止了对中国侠文化的继续探讨（1998年12月，我博士一年级时，母亲去世，当时我在成都，竟然未能给老人送终，留下永远的遗憾）。1998年，我考上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定为《唐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顺便发现初唐的笔记小说《朝野佥载》里的“北齐稠禅师”等作品，实与武侠小说在唐代的线索有重要关系，可以牵系到佛教密宗经典在唐代的传播，下启晚唐的豪侠小说，但因当时的研究任务所在，并未对此点加以展开。

2001年9月，我进入武汉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选定了“中国现当代武侠小说文类发展动力系统研究”为研究课题，试图从理论角度对中国侠文化研究进行学理性的提升。（2001年11月，我父亲在重庆西南医院病逝。其时，我一度心力交瘁）博士后报告于2003年10月完成出站。

目前（指2004年，以此年为界，其后我更多地关注大陆新武侠等武侠创作领域），我所从事的中国侠文化研究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继续从“文化基因”的角度对先秦两汉诸子进行深入发掘，力图以中国侠文化作为一个窗口，窥见更多的中国文化奥秘，作为这项工作的一个必要基础，同时也开展了对中国侠文化文献资料的整理（先秦至唐）（现在仍未完成）；二是关注中国侠文化的当下应用，作为栏目主持人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开设了“21世纪中国侠文化”栏目，在每期都有的“主持人语”中，我力图对中国侠文化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拓展，既在广义的范畴内开展对中国侠文化的研究，团结有关力量，亦以力推“21世纪中国大陆新武侠”为重点，并联合了《今古传奇武侠版》等刊物共同展开这一工作，广泛与大陆新武侠作家进行对话，力求对当下中国武侠小说原创略尽绵薄。（后来与更多的出版机构及网络、报刊等开展了广泛合作）

四、侠文化的魅力

我常常认为做学问亦须快乐适意，生活如此美好，人生如此灿烂，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享受？中国侠文化中有血气方刚的正义与壮烈，有前赴后继的愤激与悲怆，也有许多美好的境界，是人生向上和向前的力量，是事业发展和进步的启示，洋溢于我们的生活中间，成为中国侠文化恒久和广泛的魅力。

我在一个空旷的教室里，忽然发现，摊开的笔记本下，有一行行的“课桌文学”――这本是常有的事——竟然是三个两寸见方的大字：“李寻欢”――古龙笔下著名的“小李飞刀”，一个执着地身体力行着“爱是永恒”的大侠。他和令狐冲、楚留香、朱家、陈遵、谭嗣同等等，岂非正是我们的文化与生活的某种昭示？（具体地点是四川大学当时上政治课的教室）

我努力将这本小书写好，至于能否如愿，则只有等待大家的评说了。

这仅仅是一块砖，作用在于引出真正的美玉。

是为序。

（责任编辑：秋风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