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出现于春秋战国时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经历了汉魏隋唐的游侠历史发展的黄金时代，遂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重要的英雄象征；它经过儒家文化包容并兼的伦理化改造，侠而具有义的品质，又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重要的道德范畴；从唐代豪侠传奇发展而为现代武侠小说及声像并茂的影视作品，也是大众传播和审美形态的一个重要话题。

无论于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还是于中国文化视野下的人生态度，侠，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却也是中国文化支流中的一条奔腾澎湃的大河。

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

关于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在以儒学为主干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性。先秦时代，百家争鸣，而以儒、墨为“显学”。两汉时期，儒学与阴阳五行及道、法思想相融合，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但实际上却有“内法外儒”的倾向。两汉以降，受到外来佛教文化及土产道教文化的冲击，三教在此消彼长的互为斗争、互为排斥又互为融合、互为统一的过程中，于唐宋时代前后，基本完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转型（在汉代以前，没有“三教”也就没有“三教合一”），在儒、道、佛三家内部，都形成了非常中国化的三教相互兼容并包的新形式，如儒家之理学、道教之正一派、佛教之禅宗，都是这样的例子。关于中国文化传统，遂有三教鼎立及三教归一之说。这种局面，直到清末民初以来的文化大转型，才因现代文化的兴起而改变。

儒、道、佛三教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说法，已得到历来的公认。但文化本身即有不同维度。有思想文化的维度，儒、道、佛是也，这是上位的。还有下位的，一般世俗社会生活的维度，如果还加上中国本土文化的本源角度，情形就有些不同了。张岱年《玄儒评林·自序》说：“儒、道两家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固有文化的主要思想基础。”《韩非子》则于先秦推崇儒、墨两家为“显学”。这样，儒是世俗的代表着统治阶级意识的官方主流文化；道、佛基于宗教文化之一点，具有相似的非世俗性质；世俗的被统治阶级意识的非体制文化、非主流文化，形态很多，但以墨为其代表。在这个维度上，又形成了与儒、道、佛不同的儒、道、墨的传统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