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不是宗教文化，也不是体制文化，它是一种民间色彩极浓的世俗支流文化形态。由于这个特点，我们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维度中，选择了儒、道、墨来作为叙述的背景。

儒士、隐士、侠士之于儒、道、墨

胡秋原在《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中，以儒、道、墨为古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他认为，儒、道、墨分别来自儒士、隐士和侠士，而儒、隐、侠又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性格要素。

儒、道、墨三家，皆崛起于先秦。当时处于奴隶制之下，人的生命受到蔑视，心灵缺乏自由，所以，当时诸子百家最为迫切的呼声，并不是对于宇宙本源的探求，而是人类自身的自由问题。儒、道、墨三家正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儒家是通过符合人性的内在追求来反对非人性的统治以获得自由，道家是通过符合宇宙本源特性的品质的探求来获得自由，墨家则通过对人类外部世界的追求来获得自由。儒、道、墨三家皆不为当世所容，尤其儒、墨两家，关心的是人类问题，采取的是入世的积极进取和批判态度，而与当时的统治秩序相悖，被《韩非子》列入“五蠹”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儒、道、墨的三种文化与儒士、隐士、侠士的三类人，有相似关系，但相似并不等于同构，三者互有交叉。侠在这中间，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仅仅出于哪一家，而是综合文化的产物。

冯友兰经过认真的考证，写成《原儒墨》一文，以为“贵族政治崩坏，乃有失去世业之流民，以构成士之阶级”，“上层失业之流民，多成为儒士。其原业农工之下层失业之流民，多成为侠士”。他后来又作《原儒墨补》说：“在《原儒墨》一文中，我所谓侠或侠士，本来是以帮人打仗为职业之一种人。”这就成为早就有了的“诸子起于职业说”的一个具体化的结论。但这并不说明儒墨与侠有任何起源上的关系。

事实上，儒、墨与侠还是有许多共同点的。《原儒墨》第十三节为“论儒侠之共同道德”，冯友兰就提出：

第一，“儒墨虽不同，而皆为卖技艺材能之专家。有权力者皆可临时用之。如一时无人用之，则即有失业之象。” （冯氏说，子路就是侠。其实，那时“侠”的概念还未出现。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究竟应该把侠定义在“侠”的概念出现之前还是之后）

第二，“士如受某人之用，则即忠于其事。反之如未受某人之用，则士对之亦无任何义务。”

第三，“有权力者对于士，可以临时用之。士对于用之者之义务，亦只对于其所托之事，或对于在其用之之时所发生应办之事，尽忠竭力而止。”“又士之报用之者之程度，而视用之者之待遇若何而异。”

冯氏所论，是说当时无论文士、武士，皆无独立地位，学成文武艺，售与他人家。忠于其事，是商业信用关系的反映，义务与权利，双方保持平等。冯氏之论，说到了当时问题的一方面，但他忽视了儒、侠自身的目的性追求和固有道德信条，即他们人生追求的终极目的及其所执之“义”。（冯友兰基本上是把墨家等同于侠的）

其实，在讨论侠与中国文化传统时，完全不必拘执于侠起于哪一学派或职业。对于侠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奉行侠义原则、实施侠义行为的一群人。由他们的原则与行为，进一步形成了一种文化因素，程度不同地分布于不同的学派、地域和职业人群中。（我在这里，并不完全同意冯友兰的说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侠与侠文化，乃是中国文化共同的综合产物，而不单单属于一家一派。我们今天认识侠文化，也必须站在整个中国文化的高度，综合地对其进行考察。

儒、道、墨正是这种综合考察中极为重要的核心文化因素，由它们共同形成了中国侠文化的文化基因，影响及于整个中国侠文化的历史发展与现代体验。当然，三者也并不是在同一角度、同一层面上对中国侠文化发生影响的，而是各有不同的侧重。儒的影响在于中国侠文化之伦理价值体系的文化基因（观念体系），道是亚文化社会生活态度上的文化基因（生活体系），墨则是在体制层面上对中国侠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制度体系）。（三个体系构成了整个社会结构。本书前言说到布罗代尔与“整体史”观念，这里就是受其影响之一例）

 （责任编辑：秋风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