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称俸禄体制下的古代中国为“政治资本主义”，解释了其无力发展出近代西方“企业资本主义”的缘故。以此观之，武侠之中的“江湖”，则是一种“武功资本主义”。武功及由此而来的江湖地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通过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决斗来实现优化配置的。这是一个基本上完全摒弃了身份因素的契约社会，哪怕你是高干子弟，比如青城派余沧海的儿子，武功不济，也不过一刀就被人杀了。尤其到了古龙笔下，这个江湖已经差不多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江湖。江湖门派也出现了企业化的势头。

在金庸时代，虽有大隐隐于市的说法，但各门各派还是上山下乡，扎根在深山老林，主动回避主流社会。因而形成一个非常单薄，既不被认同，也缺乏实力的社会夹层。并不能在政治国家与个人之间充当有弹性的缓和和牵扯。他们也有一定的组织，却与近代法人企业无关，缺乏营利性经济实体的追求。而是模仿国家的行政体系，或者拟制一套家族的血缘伦常。前者如少林寺、日月神教，后者如红花会。他们唯力是举，缺乏对普适性游戏规则的要求，也就无法实现对江湖的“数目字管理”。

由此可以理解关公崇拜可以持续今日的缘故。关公的威望不是来自他的卓越武功和盖世功勋，而是来自千里走单骑、义释曹操以及“竹可焚其节不可焚其志”所代表的“义气”二字。这是江湖险恶之中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是行走江湖的信用卡。没有这张信用卡，令狐冲早就被田伯光一刀杀了，如何能够笑傲。

但这个地下化、隐秘化的江湖，始终受制于重本轻末的的传统文化，受制于儒家伦理与政治国家的制度资源，受制于科举制度将文化精英尽收彀中的局面，也就执著于一己之武力，没能积累起商业财富，没能形成近代意义上“CITY”和“Civil Society ”，更没有能力去向官家赎买华山、嵩山的自治权。正统秩序中的团体身份通过江湖行会以及拟制的兄弟关系，依然成为这一看似远离庙堂的空间中的价值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