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救季布，成为千古美谈，也是汉初大侠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典型例子。两汉之时，侠风流荡，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由于游侠在汉代的独特地位，使得《史记》、《汉书》成为二十四史中仅有的两部为游侠专门列传的史书，记载了大汉游侠的盛况。根据游侠在汉代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特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义侠阶段，主要是汉武帝及其以前的汉初游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个阶段游侠的特点是：大侠辈出；侠义道德成为世人崇尚的人格风标，名侠郭解便是典型例子。

到汉武帝时，游侠不仅与朝廷分权争利，也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随着朝廷统治思想从黄老之治到独尊儒术的改换，汉武帝对游侠大开杀戒，西汉游侠也随之进入第二个阶段：轻侠阶段。

经过汉武帝以来对于游侠的大力镇压，游侠自我收敛，不再动辄触犯王法。不再影响重大社会政治生活，而是以民间黏合剂的功能成为朝廷统治体系的补充，这时，他们自己也乐得富足适意，这是第三阶段：豪侠阶段。

相对于“游侠”一词自《韩非子》以来已经成为汉代的通行术语而言，“豪侠”一词出现较晚。《史记》中有“豪”，“豪杰”、“豪强”、“大豪”等用法，但尚无“豪侠”出现。即使是在《汉书》中，“豪侠”一词也仅仅只有四处：《赵广汉传》称杜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游侠传》称郭解被杀后“长安炽盛，街间各有豪侠”，成帝河平年间京兆尹王尊“捕击豪侠”，以及“王莽居摄，诛锄豪侠”。直到东汉中后期，“豪侠”一词才大量出现，并成为沿袭近两千年直至晚清的中国侠文化主流形态。

两汉游侠之所以能纵情肆志而笑傲于江湖，就在于儒家和墨家等先秦显学对中国侠文化在人格上的匡正和厘清。

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对前代游侠作了梳理，他认为：追寻侠的源流，可从韩非所称“儒侠”着手，孔子门下，所谓“有道仁人”，道德操守即与游侠相似。

韩非，是战国晚期韩国王室公子，目睹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特别写了《五蠹》一篇，指出有五种人是国家之害，他们或者误导社会风气，或者违法乱纪。其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当时社会上违法乱纪的典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侠”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记载。韩非对当时“侠”的两个特征做了强调：在行为方式上，是“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以集团方式出现，以武力违法自守；在道德信条上，既“弃官宠交”，又“肆意陈欲”，以朋友义气为上，以痛快豪放为上。韩非说起侠来，颇有些含血愤天；而从他的记载来看，侠在当时的社会上，确实没有对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韩非的故国起到好的作用，因而他断言，“侠”确实不是好东西!

因为侠不好，所以侠就需要进行道德上的匡正；因为侠太乱，所以侠就需要行为上的厘清，在《韩非子》的关键词里，可以看到，“儒侠”和“儒墨”在“显学”层面上常常界限不清。这就说明，在当时社会上，侠的记载虽然较晚，但却已经是一个严重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而且颇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就在于侠和儒、墨这两大先秦“显学”有着理不清的千头万绪，侠在行为和道德上，都受到了儒、墨两大“显学”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