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国的丞相，也是封建社会皇权下数得清的几位称职丞相中的一个。如果没有他，历史便是另一种写法了（那是因为他的《吕氏春秋》。没有此书，便不会有后来汉代的独尊儒学。更不会有儒学成为“帝王家的皇学”的千年历史和特权。那样，中国的历史能不是另一种样子了吗？）。尽管嬴政可以不承认，尽管许许多多的皇帝、准皇帝们可以不承认，但历史与一个皇帝相比。他们（包括嬴政在内）又还是那么地渺小了呀！

吕不韦一生干了几件光彩的大事？

第一件是选择了子楚。为什么选择子楚。《史记》上说，吕不韦有一次到邯郸做生意，见到了因两国战事而作为人质押在赵国的楚国公子子楚，这个具有政治家眼光的商人回家与父亲对话，问父亲：“耕田之利几倍？”

父答：“十倍。”

吕又问：“做珠玉买卖之利几倍？”

父答：“百倍。”

吕再问：“立一个国君之利有多少倍？”

父答：“这就没有底数可参了。”

吕不韦说，耕田做买卖都是非常辛苦的，我们的这些财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战争毁掉，如果我们用这些财富去做一件大事，比方说，去帮助立一个国君呢？这样，子孙不都有荣华富贵了吗？

此言甚好。历史却忘记提醒吕不韦，“在制定计划时，要留有充分的余地……”。这余地，他没有留。后来的结局，当然也不见得就是因为没有留充分余地所致，但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素。历史喜欢翻来覆去，没个准信儿，计较它，划不来。

话说回来。如果照《史记》与《战国策》之说，吕不韦的确是个大商人，他把政治与经商放到一起来了。这也使后来的人们总常常把政治与赢利混在一起。赢利可以谋求政治（如官爵、权力），政治（如官爵、权力）又可以获得更多更大的赢利（比先前要多得“没有底数可参”）。如果说，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割，一个想成功大事业的人必须要有这两者才能成功的话，吕不韦在这里开了先河。事实上，自秦之后历朝历代的人，都把《史记》《战国策》上那段“立一个国君之利”的话当作了经典，也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它的现实性和实践中的有效性。但我们再想一想，从吕不韦在邯郸看到子楚时，那是什么时候？到了赵国放子楚回国，公元前２４９年子楚接了王位，他君子不失言，立即让吕不韦当上相国。吕不韦首战告捷，灭了东周。天性慈悲的子楚一上台就大施仁政，“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又对东周，“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不是个做皇帝料子的行径完完全全地显露了出来，他吕不韦见其仁慈，也不多言，心想，倪端并非今日观出，事至如此，只能如此。不韦这时曾有一悔，无奈木已成舟，只好喝下这杯苦酒，听其自然。要说此亦正如吕不韦所望，那真是屈杀吕某也。要说全是姓吕的做出来的，他又怎能否定？不如此，又能怎样？说到这里，替吕不韦一思，那时他恐怕还未必敢有此念，事至那一步也莫敢没有，此一时彼一时，当有分别，系上吕家性命之刻便完全由不了他自己了。故胸伏大志，静观其变。有此一说，其间白驹过隙近20年光景。这20年里，子楚回国、赵姬生下嬴政，不韦当上“仲父”！正式行使摄政权。这倒也是学了前人周公的。周公先摄政后称王，他吕不韦是否也想到了这一步？司马公为何不在这里点一点呢？是疏忽还是故意那么做的？20年做成一笔生意，这生意做得也实在是太长了。比卧薪尝胆还要辛苦千百倍啊！还不知后面到底是赢还是亏？此时，吕不韦曾有一想，他想到了吕尚，想到吕尚便有一叹，难知后面路铺的是祸还是福？正因有此一叹，也许便萌发了编纂《吕氏春秋》之念也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