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这样的：

上虞县令遇到一棘手的命案。邻居告乡邻冯氏毒死亲夫。上堂来的冯氏哭如泪人，无一点奸妇的可疑之处。但邻居一口咬定冯妇是与人同谋毒死亲夫。邻居说，如果我们不告，日后牵出，会不会说我们见疑而不告官，因此坐一年班房（《宋刑律》上有此条）？县令对此坐卧不安，食无味，行不威。一日在后花园，夫人见之而问其原由。县令说之。夫人道：“这有何难？你去开棺验尸。”县令说，已验过没有发现什么。”夫人问：“左右眉心可曾细看？”县令反问：“看之何用？”夫人说，若有那红痣，你便可用杖逼出冯妇谋杀亲夫罪。县令照办。再次验尸，果见其眉心有一个不大的红痣。那冯妇在杖下道出了与娘家旧相好串通一气毒死亲夫的事实。此案破之，朝廷大喜。封赐之时，知府问其破案原由。县令不敢有违，道出夫人之智。知府闻后，思忖：一妇人何有此智？怎知用那毒药。便要县令引出夫人见之。一见之下，知府从夫人眉间看出杀气。后得知此妇乃从中原只身到临安的。密遣阴察始知县令说之的奇案就曾在那妇人的家乡有过，但一直未破。又因年代已久，死者尸腐。知府另用法验出死者的死因与上虞一模一样。县令夫人乃凶手也。

此案由好事者编作了小说。作为刑律，它便成为一个“因人而设”的新案例。当我有了一部新版的《宋刑统》后，却怎么也没有找到这么一个案例。能解释的话也只有一句，这是“法律”，不是法律的解释书，更不是如今满地摊上飞舞的纪实文学，自然不用实例。

有时我也常出奇想，历史是会开开玩笑的。一句笑话，一个细小的事件就可以酿成一场世界大战。那么，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因何事而起的呢？

史家好象没有说过。

《史记》上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听了李斯的建议。其实，李斯不说，胸怀大志的秦始皇就不那么做了吗？不竟然。

秦始皇对于吕不韦，明里称“仲父”，实质恨之入骨。他是绝不肯承认自己是吕不韦私生子的。恨的原因，绝对不会是吕不韦与其母长期姘居的事，而是那部《吕氏春秋》。对于《吕氏春秋》又恰恰是吕不韦张扬自己政治主张的重要纲领。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他吕不韦头脑发热，忘记了自己坐的天下是人家秦天下，竟然自己冲在前面去向天下公布他的主张。如此做，把嬴政放于何等地位？现在的一般百姓还晓得把舌头伸到对方的嘴里去，让对方说出自己要说的话来。他吕不韦那么聪明的人，竟然像个没有头脑的莽汉，冲在前面。其中的为什么，一定不会是我们这样简单分析得了的！历史往往就是一部人类生活的秘史，永远解不开。吕不韦组织“写作班子”写成了这部在当时来说等同于宪法式的巨著，是要秦始皇按他的既定方针办！一个已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岂肯？照一般人的常理来说，秦始皇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是不会对吕不韦下毒手的。除非万不得已。这个万不得已，一定是动摇了他的根基。你读嬴政对吕不韦下的书，便可知嬴政是个翻脸不认帐的家伙：“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他知道父王封吕不韦文信侯，他亦知道自己喊过吕不韦仲父。

但政治的需要令他下这道书。为什么？什么也不为。什么也为！为了秦的天下不改姓吕。秦王政是深知那部《吕氏春秋》的要害的，他不得不那么做。《吕氏春秋》这部书，就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旷世奇书，其中的许多论点是极有“古为今用”价值的。你说他对“集腋成裘”形容得多么惟妙惟肖，令人感叹万千呵！你若想要拥有一件白狐裘，你就要能从上千只的狐身上取那腋下一小块毛皮，然后做成。你想要有一种好的治国策略或思想，你自己一个人的脑子总是有限的。你得把天下的文人找来，集思广益，每人的一个观点集中到一起，就能形成你所要的那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可以说是“完美无缺”，你从哪一方面想抨击都要煞费些心机的。这种好事，不是今人才想得出来的。当年的吕不韦不就想到了吗？而且，他的这种观点一直传给了今人。以至使今天手握一定权力者，对待知识分子就是用的“集腋成裘，取其一点而用之”。你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不否定，用你一点技术不给你信任，不给你实力，就单单看中你的“生产力”，你能说我错？你说，把今天的社会发展形势比作“电脑”，自然科学是硬件，社会科学是软件。什么叫“软件”？我用你一点技术，不就是启用你这软件了么？吕不韦，你能把天下的文人都叫来“集腋成裘”，搞出你的既定方针让我听你的，叫秦家天下按吕家拐杖走。不成！我把这些“狐”通通杀尽！看你还能再来搞什么“集腋成裘”。

好！坑儒已成定局，咱们再来焚书。

李斯说：“古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人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众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他的上奏中还有：如３０日不烧，就让你去筑长城。可见那个万喜良筑长城的徭役，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也不是完全“捕风捉影”！

李斯原为吕不韦的门下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后得到嬴政的器重而升官“拜为长史”。当秦王政要打击吕不韦而采用当时春秋各国惯用的逐客法时，他觉得如果打击吕不韦使用下逐客令，势必也将他这个非秦国国籍的人弄在其中。一篇《谏逐客令》改变了秦始皇的做法，把打击吕不韦的做法搞得更“因人而设”！如果我们用另一种语言来研读《谏逐客令》，那我们就可以读出另一种新鲜的韵味：

其实你不用听那些秦国大臣的馊主意，不是秦国出身的人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能死心塌地地忠效于你，做你的走狗，你叫他去咬你心头最恨的人的肉，他就会去咬！这样的人你还考虑他是不是秦国出身，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呢？就比如我吧，照道德来讲，我应当跟着吕不韦走，但我既已攀着了你，我就应当反过来咬断吕不韦的脖子，以满足你的需要。对不对呢？在贪图富贵名义的人面前，是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的，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可说。如果你认为我的话有道理，你就应当收回这道圣旨。我认为，你目前最需要的是如何巩固你的皇帝的位置，让后人晓得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巩固自己的江山万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