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歌》

《九歌》共十一章，由《康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这九篇组合而成。原是楚国民间流传很久的祭神乐歌，是一套歌舞辞，有人误把《九歌》的‘九’作为数目字，这个错误最早见于《左传》和《周礼》，《左传》六十年言：“《夏书》曰，戒之用体，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周礼》的《春官.大司乐》也言道：“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其实《九歌》与《九辨》一样，并不是数目有九而名，而是《九歌》与《九辨》都为夏启王时的歌曲，郭瑾引《归藏启筮》曰“昔彼九冥与帝辨同宫之序，是为《九歌》”，可见《九歌》与《九辨》一样，是因九冥而得名的。从《国殇》、《河伯》等诸篇的风格来看，深厚纯雄，气势磅礴，当是屈原早年未逐前的作品，且都为屈原所作。王逸认为“《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散，下见已之结冤结，托之以风谏，故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焉”。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沿用此说，这也是有其道理的。但近人胡适《读楚辞》却提出异议，这与游国恩、陆侃如的见解略同，都认以《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并以“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为由，一口否定《九歌》为屈原所作，这也不见得就很宁人信服。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一文中已对胡氏等人的错误作了澄清，这里不再熬述。《九歌》大约创作于被逐之后，因其描写的方面很广，素材很多，应不是一时一地之作，作品中也无处不体现着屈原那种洁身自好，哀怨感伤的情绪和愁思。

三、《天问》

《天问》是问话体的诗歌，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篇奇文。关于它的写作时代，我们可以在《天问》末尾一句“何试上自予而忠铭名弥彰”上推断出，它作于被楚顷襄王放逐汉北后，大约在《悲回风》和《哀郢》之间。《天问》就其文体来说，是一部以问句形式述事叙史的长篇巨制，在内容方面，它给我们保存许多神话和传说，体现了屈原博闻强识之学识和娴于辞令之才，在成就方面可以堪称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上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资料。就如近人林庚在《天问论笺》一书中所概述的那样：“《天问》乃是古代传说中的一部兴亡史诗”。《天问》全篇以一“曰”字领头，通体用问语，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关于天地万物的问题，从古到今，从神到人，从国到家，从天到已，问了个痛快淋漓，其写作手法越古越今，别具一格。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也说：“《天问》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未，放言无惮，为前人之所不敢言”，但由于篇中出现了很多错字错简，造成了对原来辞句的曲解。同时又因为某些神话传说的秩失，造成了无从考据的情况。并且其中所述说的传说顺序和北方或后代人所“信史”化了的事迹多不相符，因此使人对某些传说及神话不理解，才致“望文生义”，造成了人们的怀疑。王逸曾说它“文义不次序”（见《楚辞章句.天问》）而近代胡适更说：“《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以断定为后人杂凑起来的”。（见《读楚辞》）难道真的是象王逸所说的“文理不通，见解不次序”吗？那到底《天问》有没有次序呢？我们从大局入眼，纵观全篇，撇开某些细节上可能受到的故事失传以及偶然的错简、错字的影响来看，不难把《天问》从全篇分成两个大段落。自“逐古之初，谁传道之”至“羿焉射日，乌焉解羽”这五十六句为一段，自“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士四方”至“何诚上自予，忠名弥章”这一百三十二句第二段。前段主要是问天地形成的神话传说，后段主要是问人盛哀兴亡及事物的社会历史传说，我们可将《天问》前段问天地的五十六句，依次编排如下：

有关问混沌初开的六句，有关问天宇形成的六句，有关问日月星辰的十句，有关问鲧治洪水的六句，有关问禹治洪水的八句，有关问洪水后大地情况的四句，有关问大地西北的异说传闻的八句，有关问大地东南的异说传闻的八句。其大致的总体是从天到地，从地到有关人的传说，从鲧禹的传说到华夏民族的传闻，难道能说这不是一个层次吗？其次《天问》这部以夏、商周三代历史为主线而抒发的兴亡感，也就是全诗的主题所在，是我们研究的焦点，试看下面二句：第一句“援殷大下其位安施？”第二句“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第一句问及殷朝得天下是如何“兴”的，第二句问及殷朝失天下又是如何“亡”的，成败、兴哀就是表现在民族历史发展问题的主要内容上。这不仅表现在全篇的层次上，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全部历史问题发问的构思上。这难道能说是“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吗？甚至是“断定为后人杂凑起来的”吗？多数人认为《天问》没有文次顺序的原因是受了篇中错字错简以及某些神话传说秩失而造成无从考据的原因影响罢了。其实在古书的抄录过程中，多经一人之手，就多一分出错的可能，错字、漏字本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某些神话传说的秩失，也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流传下来而矣，因为神话本就出自乎人而传自乎人，偶尔失传，也不足为怪。近人林庚在《天问论笺》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比如我们都很熟悉孙悟空钻进铁扇公子肚子里的故事，可是如果这个故事情节失传了，而只留下了这么一句《天问》式的问话体诗：‘公子之腹猴何在焉？’我们就会感到很难理解”。这个例子举得好极了，事实上也是这样的。至于说到某些传说还为人所不解，也不是为奇。《天问》上不是曾有“该秉季德，厥父是藏，胡终弊于有扈”以下十二句的疑问吗？也是直到近几十年王国维才从由安阳小屯出土的殷代卜辞里发现了卜中有王亥、王亘和季等的名字，才揭穿了这几句中季、亥、亘几字的哑迷。相信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我们从地底下发掘出的宝藏和史料的增加，或许会对《天问》作进一步深刻的研究带来重大帮助也未可而知，可见《天问》的文学、历史价值都很高，郭沫若曾说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其替我们保存下来的真实史料而言，也足抵得过五百篇《尚书》”！虽然，这未免夸张得过份些，但《天问》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还是很高的，是屈原的又一部成功之作，相信这点大家都不会置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