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章》

《九章》据王逸本排列为《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而郭沫若则以《橘颂》、《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为次。郭沫若先生如此排次，也颇合文章的语意。在九篇中，《橘颂》所用的是一种比兴体，前半颂橘，后半颂人，通篇找不出一丝哀伤悲愤的情绪，显然不是被逐后之作。而以后八篇的风格、基调就与《橘颂》迥然大殊。全都充满了悲愤幽郁的情绪，显然是被逐后所作。关于《九歌》的写作背景，班固《禹骚赞序》说：“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王逸又说：“《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可见，《九章》等几篇（除《橘颂》外）皆作于楚顷襄王放逐屈原之后，和《离骚》、《天问》同属屈原晚年成熟的同类型作品，都是自叙生平的抒情诗，而且也是同一时期之作，大约是被逐后至投江自沉这一段期间所作。关于《九章》的命名与《九歌》、《九辨》的命名不同，这既非屈原自己命名的，又非楚国民间民谣歌曲，而是象朱熹所说的“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出自一时之作也”。这与诸篇先后文意大致相合，而辑录成卷的人，郭沫若先生则怀疑是刘向父子所为，也姑且从之详待后考。

 五、《远游》、《卜居》、《渔父》、《大招》

此四篇并非屈原之作。《远游》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初稿本，疑是司马相如之作。而《卜居》和《渔父》则是宁玉、景差之辈根据屈原的传说敷衍而成的作品，《大招》明显地看出是摹仿《招魂》的，这些问题似乎已是不用多议。近人陆侃如的《屈原》，聂石樵的《屈原论稿》，游国恩的《楚辞概论》以及郭沫若的《屈原研究》等诸篇也异口一辞，我也同意此说。

六、《招魂》

《招魂》是屈原为悼念楚怀王而作的。屈原尚未被逐，怀王已受张仪所骗，前往楚国赴盟而客死异国。《招魂》里头几句是：“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上天所考此盛德兮，长离（罹）殃而愁苦”。此几句中“主此盛德”以下指的应该是怀王，其大意是说有此盛德者作为一国君主，而如此有盛德的人（指楚怀王）又被世俗所连累，遭受到‘芜秽’之灾（指怀王客死他国，楚引为国耻）末尾又说“献岁发春兮泪吾南征”，“与王趋梦兮先后，君王亲发兮惮青兀”，“魂兮归来哀江南”，此几句中的“吾”与“君王”指的分别是“我”和“怀王”。可见，自称为“吾”的所招的乃是君王的“魂”，实际上也是招楚国的“魂”。况且从全篇所叙宫殿居处之美，饮食饭御之奢，乐舞技艺之盛，应该是一个君王才能够与之相称的，这当然不是屈原为已而作的了，又何况屈原是个自称‘贫贱’的人，更加没有象文辞所表达的那样的豪兴。《招魂》在手法上主要是着重铺张详叙，这种文风对后世文学影响甚大，并一直影响着汉赋的文体和手法。

屈原是一位爱国者，他热爱自己的楚国，能够为楚国而投江自沉，这份对祖国的沉挚情怀，直接表现在他的作品上。他有许多超脱现实的思想，他喜欢把神和自然都化拟人化，在《招魂》一篇中，就有过关于地狱的描述，在《天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屈原的思想是深沉的，他生活在由儒家到法家的过渡时期，既按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又推崇法家所崇尚的齐恒公，秦始王等霸主，这使他在行为上成为一位超现实的爱国人物，以致于他在被顷襄王放逐后，即使在湘汉一带过着颠沛流漓的生活也不愿意离开楚国，并在楚国灭亡的时候投江而死。屈原的思想性格如同他在《离骚》中“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固兮，夫熟异道而相安”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既有儒家仁厚的一面，又有法家刚毅的一面。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爱国精神与他的不朽名篇《离骚》、《九歌》、《天问》等作品都是中华民族的传世之宝。屈原精神千古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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